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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進退之爭

近年來學術界圍繞國有企業與其他經濟主體在競爭性領域的進與退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出現了“國退民進”、“國進民退”、“中退外進”等各種說法。學術的爭論本無可厚非，但近來有一些提法和觀點值得警惕:

(1)世界銀行發表的《2030年的中國》報告中提出

國有資本要逐步退出非公共產品提供領域和除國防等少數特殊重要產業外的公共產品提供領域，到2030年，國有經濟比重要降低到10%。據說，這是由中外高級智囊給國企改革設計的路線圖。這份路線圖不能不使人聯想到1980年代世界銀行與美國某些經濟學家為社會主義國家改革設計的“華盛頓共識”，加上現在給中國國企深化改革提供的“佐利克方案”，意欲何為呢?說白了，無非就是要國企無條件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為私企、外企進入騰出空間，為下一步徹底私有化鋪平道路，再上演一次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歷史鬧劇?？梢哉f，西方國家某些政治勢力從未放棄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對中國改革發展方向的戰略性控制及誘導。對此，必須高度警惕且加以應對。事實上，讓國企最終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既是違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也是違反市場經濟基本法則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確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國有資本要加大對公益性企業投入，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國有資本要投入的這些領域就不乏競爭性領域。同時，按市場經濟法則要求，競爭性領域遵循的基本規則是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不是人為規定什么經濟主體該退出、什么經濟主體該進入，有意人為安排國企最終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豈不踐踏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其實，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在競爭性領域退與不退，完全應該由市場競爭說了算。但2003～2012年近10年期間，全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在結構調整中，私企數量增長2．84倍，資產總量增長17．4倍;同期，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戶數占比由17．47%下降到5．19%，資產總額由55．99%下降到40．62%;即使這樣還遠遠不夠，要求國有經濟比重要降低到10%乃至以下，若果真如此，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豈不子虛烏有了。近年來，仍有人認為，國企的存在導致不公平競爭，不能留在競爭性領域。這種看法，完全無視30多年國企改革的成效，矢口否認大中型國企通過公司制改造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經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的客觀事實，仍然將其看成像改革前一樣的政府的附屬物;這樣于事實而不顧，誓將國企從競爭性領域清除干凈而后快的論調，目的不說也罷，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從理論與實踐上講，國企的改革要實行競爭性國企與壟斷性國企的分類改革，前者與政府完全分開，走政企分開之路，恰恰要留在競爭性領域與其他非公有經濟主體一樣公平競爭，由市場機制決定其命運;而后者涉及國家安全、公共服務、公益事業、前瞻性高科技產業以及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領域，承擔著社會責任，與政府不可能完全分開，恰恰要強化政府規制，促使其走“專、精、強”之路;關于國企的分類改革，國內學者早有大量論述，我們不再贅述，只是提出在討論國企是否退出競爭性領域時，有人往往混淆了這兩種不同類型國企與政府的關系。

(2)有人提出國企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

是由于國企效率低下，不賺錢，浪費過大。這已經是一種陳詞濫調了。如果說到1990年代為止的國企給人印象是經營效果差、靠銀行輸血打氣，整體面臨虧損(當時對國企經營狀況有三個1/3之說)的話，還算符合實際;但通過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一系列改革發展后，國企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布局、效率以及企業形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對當今的國企績效是應刮目相看的。2003～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非金融類)實現營業收入從10萬億元增長到47．1萬億元，年均增長16．8%，實現凈利潤從3202．3億元增長到1．9萬億元，年均增長19．49%，上繳稅金從8361億元增長到3．8萬億元，年均增長16．3%。其中有兩項指標還要特別提出，一是，以2013年為例，全國國有企業上交稅費3．8萬億元，而當年全國稅收收入為11萬億元，國有企業上交稅費占比為3成。由此可見，國企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二是，國企是帶著歷史包袱參與市場競爭，私企沒有這種包袱。截止到2012年底，僅央企辦離退休人員管理機構、醫療衛生機構、消防、市政等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每年補貼400多億元;這雖然是我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沒有最終到位的拖累所至，但客觀上也使得國企與私企并不是在同一起跑線上展開競爭。當然，這并不是說目前國有企業經濟指標完全沒有問題。根據財政部《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財務決算情況》數據顯示，2013年國企利潤總額2．6萬億元，同比增長5．3%，營業總收入為47．1萬億元，同比增長10．8%;同年，國有企業負債總額67．1萬億元，同比增長16．7%，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04．1萬億元，同比增長16．3%;出現了利潤增幅小于營業總收入增幅、負債增幅大于資產增幅的問題。通過對決算數據分析發現，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財務費用占利潤比重居高不下。2014年上半年國企財務費用仍大幅上漲，連續4個月出現成本增幅高于收入增幅的“倒掛”現象，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除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以及財務管理不規范之外，其中企業高管層過度偏高的薪酬水平和不合理的職務消費或業務消費無疑是其重要推手。二是，強化核心競爭力以及創新不夠。有的國企的規模擴張還是停留在簡單通過兼并重組、擴大產能等方式，沒有注重提高資源配置能力和自主知識與技術的創新能力，這樣不僅在技術、設計、品牌方面，而且在經營管理方面強化核心競爭力及創新不夠。三是，受行業價格波動和全球經濟持續衰退的影響。2013年下半年能源、鋼鐵等行業的市場價格走低，致使一些國企的利潤增長放緩;同時一些涉外經營的大型國企(如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受全球經濟復蘇放緩引起的遠洋干散貨運輸市場需求疲軟、集裝箱和干散貨運價低迷、新增運力過剩等因素影響，以至出現虧損。所有這些問題及原因，不外乎表明國有企業尤其是有些央企的這種“大而不強”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改革勢在必行。值得提出的是，國企必須深化改革，這似乎已是共識，但該如何改革，學術界紛爭不少，在我們看來，其中最根本的分歧還是在于通過改革是讓國企真正大而強呢?還是讓其萎縮消退?這實在是觸及到能否確保我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致命底線!這也是我們堅持前一種觀點的本質所在。

(3)還有人提出

國有經濟要退出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否則，國企的存在是與民爭利。令人匪夷所思。國有經濟資產本身就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全體人民利益，實施民主管理，造福人民福祉，本身就是最大的民利，怎么是與民爭利?!邏輯上講不通。事實是，一旦國有經濟完全退出，我國必然墜入徹底私有化、西方附庸化的深淵!更何況目前中國私有資本與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相比較，實力根本不是一個量級上的對手，國有經濟完全退出的空間(尤其是有大贏利或能掌控經濟命脈的領域)則會被西方金融壟斷資本迅速占據并牢牢地控制，中國經濟的殖民化就不可避免，中國政治、文化、社會隨之發生方向性蛻變，不說大家都懂的。所以，搞好國企的進與退仍然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優化國有經濟布局，準確界定國有企業的不同功能，明確投資方向，確定持股比例。

二、混合所有制經濟究竟怎樣“混”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改革以來的混合所有制試點提高到基本經濟制度實現的高度，做出了更加詳細的闡述和具體部署，提出積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其實，黨的十五大報告就曾提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逼浜螅h的十六大又再次指出，要“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秉h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指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各類資本流動和組合，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钡近h的十七大更是明確指出，“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崩眠@樣的資產組織形式，改革的初衷是要達到對內規范產權約束、完善治理結構、增強競爭活力，對外吸引社會融資、壯大資本實力、擴大影響力，增強自主創新力的目的;決非簡單地讓國企出賣產權、退出陣地、收縮規模、只是搞什么“國退民進”或“中退外進”。所謂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質歸屬的資本在同一企業內部通過交叉持股、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產權配置結構和所有制實現形式。在實踐中，股份制經濟組織通常是混合所有制經濟最具體的表現形態?？梢姡旌纤兄平洕?、股份制經濟組織都是所有制實現途徑中的各種手段而已，本身無性質可言。但不同所有制性質歸屬的資本進入到同一企業內部“混合”之后，如果又以股份制經濟形式為載體，那么，在這個“混合”經濟實體之中，哪種所有制性質的資本控股，這個經濟實體的性質就由這種控股資本的所有制性質確定了。顯然，在當今市場經濟環境中，一種性質的所有制經濟在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態中能否掌握控股權就決定了其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因此，國有經濟能否在這輪改革中真正發揮主導作用，真正增強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關鍵也就在這里。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實施方案中，只是考慮非公有制經濟怎樣到國有經濟中混合，怎樣掌握控股權，而不讓國有經濟到非公有制經濟中混合，掌握控股權，那么，上述國有經濟的“一主三力”也就只能是停留在中央文件上寫寫的空洞詞句而已。在當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踐中，有些言論和做法，是要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發展混合所有制要求國企只混不控(你要去控股就是搞“一股獨大”，就是“與民爭利”)，不設底線，并且是國混私不混;名義混合共進，實則“一混了之”，甚至“以賣代混”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傾向，都有可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向邪路，最終葬送掉國有企業。

三、科學把握反壟斷問題

有人說，目前國企績效是靠壟斷取得的，國企的利潤只是會計利潤不是經濟利潤;一說國有大企業就會被人為籠統貼上“壟斷”標簽。事實是到2013年底，全國共有國有企業法人(非金融)15．6萬戶，其中央企5．2萬戶，地方國有企業10．4萬戶。經過重組，截止到2014年1月，國資委直接管理的央企數量只有11家，多數企業已經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壟斷性質，比如石油行業就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企業競爭電信行業也有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三家企業?？梢姡肫蠹扔袎艛唷⒁灿懈偁?，而絕大多數國企是非壟斷行業。綜合各項指標，國企整體運行比較穩健，績效總體上是比較好的。截止到2013年年末，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為2．6萬億，其中央企為1．7萬億，地方國企為0．89萬億。在2014年全球財富榜上有國資委直屬的企業43家，其中集中在軍工、電信、電力、石油石化、鐵路公路、煤炭、遠洋運輸7個壟斷行業的15家央企實現利潤總額0．4萬億元，占央企利潤的21%，占國企利潤的15%?？梢姡瑖罄麧欀兄挥胁蛔闫叻种坏牟糠謥碜杂趬艛嘌肫?，絕大多數利潤是非壟斷企業創造的。有人認為，國企合并上規模、轉型升級調結構就是走向壟斷。企業規模與壟斷是有所區別的，不能說企業規模大必然是壟斷。在現代經濟學看來，最理想的市場狀態是完全競爭，當競爭受到限制，就會產生壟斷寡頭壟斷、壟斷競爭。壟斷主要有自然壟斷、行政壟斷兩種形式。由于壟斷廠商面臨向下傾斜的市場需求曲線，產量小于競爭產量，所以，不管哪種壟斷都可能帶來福利損失。一個企業要發展和壯大，就要不斷擴大資產規模和生產能力。具體而言，規模是指生產要素和生產能力的集中程度?，F行的企業規模劃分指標是從業人數、銷售額和資產總額。從理論上來講，只要還在規模經濟范圍內，企業的產能越大越好。所謂的規模經濟是指平均成本隨生產規模的增加而下降。當一家廠商的平均成本在市場上可能出現的產量范圍內是遞減的，就會出現自然壟斷。可見，壟斷和規模也有關聯。當然，不能簡單地把規模和壟斷等同起來，兩者是有重大區別的。首先，兩者手段不同，壟斷以價格競爭和進入壁壘為手段，規模以擴大再生產或者資本聯合為手段;其次，兩者目的不同，壟斷以獲得高額壟斷利潤為目的，而規模的擴大只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然要求，以獲得一般利潤為目的;再次，兩者結果不同，壟斷帶來產量受限制、研發減少、尋租等低效率后果，在規模經濟范圍內規模的擴大會帶來成本降低和利潤的增加。不可否認，規模擴大是壟斷的前提，之所以很多人把規模的擴大等同于壟斷，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但是規模擴大并不必然帶來壟斷，合理的規模是企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其發展的方向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傊?，對于壟斷究竟該怎么看，這是理論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壟斷是市場經濟中的經?，F象，是自由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同時，壟斷也要受到特定經濟制度的影響。具體講，對于壟斷的認識，有兩點基本的把握:一是，性質的把握。對于壟斷不能僅僅抽象的討論，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壟斷都存在于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中且受基本經濟制度的影響，于是，就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壟斷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壟斷。前者通過自由競爭、資本積累、生產集中到一定程度必然形成，其中剩余價值規律發揮了根本性作用，壟斷在生產和流通中表現出的獨占或排他性占有就是受這個規律支配的。并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壟斷的出現，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它代表了現代資本主義金融資本和國家壟斷資本統治最深厚的經濟根源與社會基礎，將不斷影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深化。而后者出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就我國而言，壟斷并不代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它是與漸進性改革中對行政性干預的軟約束以及某些資源稀缺產業的成長有關，這種行政性壟斷和自然壟斷，也會抑制競爭、阻礙創新、甚至侵蝕消費者利益。當然，壟斷也不是一無是處，它能發揮規模效應優勢、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有足夠財力進行技術研發。二是，法律的把握。由于壟斷終究破壞市場活力，干擾公平競爭，降低市場配置資源效率，對于這種在市場中無論是通過橫向結構(企業合并)，還是橫向協議或縱向限制的壟斷行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懲處和控制，這是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如美國國會1890年就通過實施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我國在200年8月正式執行《反壟斷法》，對壟斷行為有明文界定:“

(一)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

(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蓖瑫r也規定“經營者可以通過公平競爭，自愿聯合，依法實施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競爭力?！笨梢?，反壟斷不是制止企業上規模、集中化，而是依法打擊有意結成壟斷同盟，利用市場支配地位操縱價格、牟取暴利。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各種非正當競爭行為。國家發改委、工商總局對奧迪、克萊斯勒、奔馳、微軟、高通等外資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壟斷行為進行調查取證，就是依法反壟斷的典型案例。當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府依法反壟斷的行為不會僅針對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的壟斷行為，尤其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水、電、氣、油、電信、金融等行業中的行政性壟斷也要亮劍出擊，中國反壟斷巨輪才能破冰踏浪，走上法治遠行的航道。

四、加強反腐敗與深化

國有企業改革的關系石油、能源、鐵路、金融等行業的央企連續爆出腐敗大案要案，影響極壞，說明國企確有腐敗問題，但反腐敗不是要反掉國企。我國國企的腐敗在本質上是公權私用、化公為私、中飽私囊，絕不是全民所有制本身，倒掉洗澡臟水，不能將孩子也倒掉，這是一個常識問題。國企的腐敗，實際上是一些掌握權力的腐敗分子利用國企改制中出現的資產管控漏洞，將一些全民財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甚至轉移到海外變成了外國資產。所以，加強反腐敗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并行不悖的、是銜接配套的，決不允許一邊推改革、一邊搞腐敗的假改革再度泛濫。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強制度建設，打虎拍蒼，使大小腐敗分子在國企無處藏身、無空可鉆，國企才能正本清源，回歸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軌道上來?？梢哉f，國企里腐敗分子不除，國難未已!國企有腐敗，并不意味私企無腐敗。有人認為，國有企業制度必然導致嚴重腐敗，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言論。無論國企還是私企，都面臨著腐敗的挑戰，北京師范大學等單位的《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對企業家犯罪案件的調查顯示，2013年463例企業家犯罪案件中，國企企業家犯罪案件110例，占23．8%;民企企業家犯罪案件352例，占76．3%。在日益市場化的環境里，這些數據都不能完全證明哪種企業制度能夠撇清腐敗，哪種企業制度必然催生腐敗。從表現來看，企業腐敗絕大多數是職務經濟犯罪，國企、私企企業家犯罪涉案有一個共性，就是過半數案件發生在企業內部財務管理環節。管理不善，任何企業都有可能出現腐敗問題。對國企存在的腐敗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強監管、嚴肅法紀加以解決，必須將權力關進籠子里，這需要制度的細化配置與堅決有效的執行來保證。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存在結構不合理、監管體制不健全問題、國企內部高管人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如目前央企負責人平均年度薪酬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差距較大)、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享問題等，都要通過深化國企內部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來解決。要建立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制;要合理確定、嚴格規范國企管理人員薪酬水平，實行薪酬水平適當、結構合理、管理規范、監督有效的原則，調整央企負責人過高收入，對行政任命的國企內部高管人員薪酬水平實行最高限制，推廣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回扣制度，避免虧損企業高管依然獲得高薪的現象，堅決查處國企高管人員在下屬分支公司以任何變相方式支付薪酬或勞務金;要堅持政府監管和企業自律相結合，完善中央企業薪酬監管體制機制，規范央企負責人履職待遇和業務支出，除規定的履職待遇和業務支出外國企負責人不得有其他“職務消費”，堅決根除按職務設消費定額并量化到個人的做法;要全面建立覆蓋全部國企、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益(如著重投入社保、救災、教育、衛生等民生建設)，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繳范圍，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到2020年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要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述分析，只是針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某些觀點談了我們的看法，并不是說國企盡善盡美，無需改革，恰恰相反，國企要承擔好社會責任，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繼續深化改革。但問題是，在根本原則上怎樣對待深化國企改革，是讓國企在這輪改革中做大、做強，還是清除掉國企、全盤私有化，這實在是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中根本對立的兩條道路。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央歷來確定的“兩個毫不動搖”的大政方針之一，上述分析僅涉及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沒有論及怎樣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并不意味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可有可無，恰恰相反，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壯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基礎的重要力量，這也是不容質疑的。如果以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名，實則搞全盤私有化，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就會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偏離正確的方向。當前，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是啃硬骨頭，每出一策都會觸及敏感的利益關系，于是，改革的方向和性質的把握就顯得尤為關鍵和重要;在繼續前進的改革道路上，怎樣既排除掉否定改革、退回老路的思想干擾，又防止改變方向、顛覆性質的理論攻擊，黨的十八報告中明確提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边@是目前理論研究和改革實踐中需要深刻領悟、時時堅持的重大標準。

作者：王朝明李中秋單位：西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