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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看起來這是一篇保守的、偏左的文章，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已經行進到需要向公眾權利復歸的歷史階段了。中國的改革不能走向資本專政的另一極端，中國社會的勞動大眾的權益需要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需要保護，而這一切都需要一種力量平衡的社會制度來加以保障。但遺憾的是，這種制度的建立，現在看來只有靠普通的中國人民大眾來進行爭取了。天上不會掉餡餅，希望有更多的知識界人士發出聲音。]

中國搞經濟建設有兩條原則。一是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共產黨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中國搞改革開放，走的是市場化的道路，當然要追求效率。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是，要把謀求社會公平放在首位。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講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化，資本利益是第一位的；社會主義要搞社會化，公眾利益是第一位的。新中國建立以來，工人和農民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了中國的龐大國有資產。這筆資產是人民的利益所在。從原則上講，即使國有資產流失一分錢，也是對人民利益的侵害，也是不容許的。我之所以斗膽發表《質疑現代企業制度理論》一文，出發點就是共產黨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這篇拙文引發了一場爭論。有人贊成，也有人不贊成。反對者指責我不是搞學術研究，而是搞階級斗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科學的。有的意見很中肯。如有人提出：有破，但立的比較蒼白；批了現代企業制度，但沒能提出新的見解。也有人認為我是一個外行。功底不行。本人學術水平不高，也受到專業領域的限制。我的研究對象是世界經濟，這決定了只能從國外經驗認識現代企業制度的變化。我用兩年時間閱讀了大量國外資料，寫成《質疑現代企業制度理論》一文。但是我對現代企業制度的研究遠未完成。初步計劃分三大部分：一、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出發，分析決定生產組織方式變化的歷史，提出質疑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觀點。二、從技術進步的歷史事實出發，提出數字化技術和模塊化技術是挑戰現代企業制度的決定性因素。三、從社會公平原則出發，指出改造現代企業制度的路徑。顯然，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起碼是一部專著才能容納的。在這里，我將盡量簡明地說明自己的觀點。

歷史規律決定現代企業制度的興衰

現代企業制度是人類經濟發展歷史的一種生產組織方式。人類經濟不斷發展，社會勞動分工也不斷深化，它需要一種特別的協調方式，而生產組織方式就是協調社會勞動分工的機制。它是一個復雜和動態的經濟現象。在現代經濟發展中，多種生產組織方式并存，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并總是存在一種主導的模式。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可分為兩種主導模式：一是生產單位之間的市場直接交易；二是垂直一體化企業。社會勞動分工隨產業革命的進展而深化，生產組織方式必然隨之變化，這是一條經濟發展規律。在農業社會，只有作坊。工廠制度是在第一次產業革命之后出現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創造了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由于投資和生產規模大，需要實行股份制和專業經理人的等級制治理，從而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因此，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的內核。

目前，人類處于第三次產業革命時代。根據歷史的規律，生產組織方式也不應該墨守成規。20世紀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標志著大規模生產方式將失去其主導地位。20世紀80年代，在現代企業制度的誕生地美國，大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人們開始置疑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的有效性，向現代企業制度提出挑戰。20世紀90年代，一場以分解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協調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和改革公司治理制度的生產組織方式變革已經嶄露頭角。近年來，西方經濟學家一直在研究現代企業制度走向沒落和以價值鏈為紐帶的新型生產組織方式發展的趨勢。原來由一個企業完成生產經營的所有功能，現在由多個企業來完成，一個產品的生產經營不再局限在一個企業之內，包攬生產經營活動全過程的垂直一體化企業的界限因此被打破。在這方面，西方國家有大量可供參考和借鑒的文獻。

技術革命挑戰現代企業制度

生產組織方式變化絕非隨意，而是由技術進步決定的。主導技術的變化推動了產業革命，也改變了生產組織方式。第二次產業革命發展了機械技術，出現生產流水線技術，把所有生產過程使用的機械設備集合在一起。從技術角度看，生產設備是一體化的，要實行一條龍生產。生產的連續性零部件加工量與組裝的數量的互相匹配。從經營角度看，管理必須集中統一，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中斷整個生產過程。從產權角度看，資本密集型的一體化生產系統不但需要巨額資本，還需要保持企業物質資產的整體性，即不可分割性。技術因素、管理因素和資本因素相輔相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須是垂直一體化的。單個企業不但規模龐大，而且包攬了從設計開發、零部件加工、成品裝配、一直到產品包裝、營銷和售后服務的全過程。因此，生產流水線技術是現代企業能夠執行社會勞動分工協調職能的決定性因素，等級制管理模式隨之成為執行協調社會勞動分工職能的手段。美國福特汽車公司被譽為現代企業制度的雛形，就是因為它在20世紀初率先使用了流水線技術和等級制管理模式。

第三次產業革命開辟了信息技術應用的知識密集時代。在新形勢下，單個企業擁有的生產要素和生產經營能力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以知識密集型為特征的模塊化技術和數字化技術異軍突起。它在生產領域的滲透，瓦解了以資本密集型為特征的生產流水線技術的主導地位，動搖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技術基礎。

模塊化技術的應用“指的是通過每個可以獨立設計的，并且能夠發揮整體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統來構筑復雜的產品或業務過程。”它首先應用于信息產品的結構設計。20世紀60年代，IBM公司革新產品設計，在電腦設計中采用了模塊化方法。采用模塊化方法設計產品結構改寫了產品的概念：原來的產品部件變成獨立的產品。電腦的部件，如微處理器、內存、硬盤和顯示器等成為相對獨立的產品，可以在不同的企業生產，垂直一體化企業包攬電腦的所有生產過程的做法被突破。技術的復雜性要求技術設計模塊化，相應地需要組織模塊化。模塊化方法實際上是重新組織產品結構和產品生產的方法。如同馬克思所說：“一種特殊的勞動操作，昨天還是同一個商品生產者許多職能中的一種職能，今天就可能脫離這種聯系，獨立起來，從而把它的局部產品當作獨立商品送到市場上去。”在模塊化技術支配下，由于產品的可分性、設計的可分性和生產過程的可分性，原來包含在一個完整產品中的部件獨立為不同的模塊，可以當作獨立的商品送到市場上去。有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非模塊化產品的生產是由非模塊化的組織方式進行的生產模塊化產品需要模塊化的生產組織方式。模塊設計的特性決定了“模塊化技術把生產決策方式從集中式管理轉向分散式管理，從而形成各子系統獨立進化的分散型體系。”“模塊化的選擇余地本身就具有分權的基因。”因此，模塊化技術的分解功能打破了現代企業的垂直一體化系統。

數字化技術的基本組成因素非常簡單，它是由0和1組成的數字，利用電氣存儲單元（比特）對信息進行處理。在應用中只有兩個基本部件：硬件和軟件。這個劃分表明，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物質部分和思維部分是能夠分開的，說明了數字化技術的分解天性。數字化技術作為思維工具可以植入物質產品，如汽車的安全氣囊是用數字化技術控制的。數字化技術可以進一步分解物質產品及其生產過程，是它具有分解天性的深度體現。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顯現了數字化技術的信息存儲和處理的簡化性力量。不但實現了信息適時共享，也實現了分散性的信息處理。設計者可以通過互聯網交換設計圖紙；后者的例證是異地的設計者利用互聯網把圖紙傳送到生產地點，把設計信息直接輸入數控機床，便可制造出符合新的設計要求的新產品。互聯網可以把設計任務分解，也可以把設計與生產分解，是數字化技術具有分解天性的廣度體現。數字化技術造成的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可分解，可以使生產過程平行和分散的進行。機械技術是集中型技術，數字化技術是分布型技術。那么，分解垂直一體化企業，在技術層面上是可操作的。數字化技術代替機械技術，是人工智能發展的結果，表明知識代替物質在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加之生產中的物質部分與思維部分可以分開，物質產權與知識產權也可以分開。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解垂直一體化企業，在制度層面上也是可操作的。公開代碼技術和芯片的多樣化說明，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方向是公開而可分的設計和生產，使技術的發明、生產和應用更容易被分解。大公司的壟斷地位將難以保持，垂直一體化企業被分解是難以避免的趨勢。20世紀80年代，IBM逐漸失去了在電腦業的壟斷地位。到1996年，沒有一家電腦企業所占的市場份額超過15%。沒有一家企業囊括所有的生產過程，電腦生產已經被分解到不同的企業。

改造現代企業制度應著眼于社會公平,

著眼于社會公平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現代企業制度與新技術發展的矛盾，以及企業與社會經濟整體發展的矛盾，發達國家開始反思這個制度。第一，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不適應生產數字化、模塊化和消費個性化趨勢。第二，垂直一體化企業的等級制管理放大了企業管理的專制性，高層經理人濫用權力，損害了勞動者和其他企業參與者的利益。典型的例證是西方國家頻繁出現的大公司財務丑聞。第三，大型企業占國內總產值的比重很高。它們以短期贏利為目標，不利于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2004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改造垂直一體化企業是發達國家經濟結構改革的組成部分。有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全球價值鏈將代替現代企業制度，成為主導性的生產組織方式。這是否意味著現代企業制度走向沒落？歷史上任何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都有兩個特點：第一，走向沒落，不等于消亡。第二，仍然存在，只是喪失了主導地位。夫妻雜貨店沒有消亡，但其主導地位被超級市場代替；個體手工業也依然存在，但其主導地位被大型工業企業代替。而且，主導生產組織方式的更替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現代企業制度也是如此。目前，以生產價值鏈為紐帶的新型生產組織方式只是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嶄露頭角。

從當前的發展看，現代企業制度喪失主導地位，可能分三步走。第一步，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被分解。第二步，垂直一體化企業的等級制管理向扁平方向轉化，公司治理制度發生變化。第三步，產權制度發生變化。第一步的實際進展比較明顯。這在電子信產業、汽車產業、機械設備產業、服裝業、種植業都有體現。第二步正在起步，已經出現了公司治理的新理論，主宰企業的主體不再局限于所有者和經營者。企業之間的協調也被納入公司治理的視野，公司治理不再只是公司內部的事務，國際規則已經浮出水面。例如，由發達國家政府組成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制定了《公司治理準則》。第三步尚處于胚胎階段，還在經濟學家的頭腦中。以股份制為表現形式的現代產權制度仍然有生命力。盡管出現了變化，但目前所能看到的是知識產權的作用上升，物質產權的地位下降。一位日本經濟學家提出：“將理論層面與物理層面分開是數字化革命的重要結果。這給經濟體系帶來了巨大影響。現代法認為產權的轉讓是通過物質資產的轉移來實現的。但即使不通過物理媒介，我們也可以傳遞數字化信息。反過來說，傳遞了信息也不等于轉讓了產權。即：以產權為前提的財產的可轉讓性變得不是理所當然的了。”而且，“信息數字化之后，信息可以被自由復制和加工，這樣你就無法通過控制物理媒介來獨占未來的財務收入。”

正在變化的生產組織方式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我們的一些產業已經參加全球生產價值鏈。如何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事關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然而，對中國來說，最實際的問題是，當發達國家的現代企業制度發生變化之時，我們如何運用這個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根據生產組織方式的新變化，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發達國家正在進行以革新公司治理為主要內容的企業制度改革。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把它稱為微觀經濟改革，其要義是企業制度的改革要著眼于國民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我們可以從中得到那些啟示？答案是，第一，根據大型垂直一體化企業被分解的事實，我們不能片面追求企業規模。企業不一定是越大越好，而是應該發展以價值鏈為紐帶的企業之間的合作。那么，就應該對爭相進入所謂世界500強的現象潑一瓢冷水。第二，從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入手，著眼于改造現代企業制度。鑒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改革公司治理制度，對中國是最迫切的。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做呢？我在《質疑現代企業制度理論》一文中提出，公司治理應該著眼于企業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整體作用。為了更明確地說明這個問題，我推薦上海證券交易所陸一先生的一篇文章：與時俱進的OECD簡評2004版《OECD公司治理準則》。

陸一先生的看法是：“盡管我國企業制度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好多年，公司治理也已經在實踐中、特別是在上市公司的管理實踐中越來越被重視，但是，空有形式的上市公司股權和治理安排、權力制衡和約束的規范、監控和處罰的措施，這一切都沒有阻礙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沒有阻礙內部人控制侵害股東的權益，沒有阻礙高管和董事會聯合起來自己激勵自己、沒有阻礙高管（包括董事會）與員工的收入差距急劇地拉大、沒有妨礙上市公司在重組、購并中對債權人權利的損害……每一次重組、購并，都隱隱約約聽得到資本攫取的裂縫被燙平后寬慰的喘息聲；每一個ST、PT上市公司的背后，都有置公司治理的形式不顧而大肆為一己之利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權益的陰影；每一項市場創新，諸如MBO、股票期權、國有股減持……都聞得到利益變異的血腥氣味。”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作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俱樂部，在2004年版的《OECD公司治理準則》重新定義了公司利益相關者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保護員工的新措施。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固守陳舊的公司治理原則，堅持損害勞動人民的主張。陸一先生通過評論新的《OECD公司治理準則》，對他們的錯誤觀點作了尖銳的批判。從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出發，他的文章確實值得一讀。以下是陸一先生的文章摘要：

我們如果對照1999年和2004年前后兩個版本的準則，就會發現公司治理在OECD眼中盡管仍舊“關注因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引起的治理問題”，但已經開始從更傾向公司內部的權利關系的授予、監控、制約安排，而向注重內外部的各種利益相關因素的協調轉變；從更傾向于公司高層的權術安排游戲，而開始向企業員工和債權者等原來忽略的因素傾斜。他們認為，“盡管是一個核心要素，但公司治理卻不僅僅是一個股東和管理層關系的問題那樣簡單。”

這種轉變，特別表現在“利益相關者的角色”這一節中。

在這一節中對與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在原來版本中“法律”賦予之外，增加了“相互協議”而賦予的提法。另外還將原來的“公司治理結構應當準許提高利益相關者參與程度機制。”改為“提高員工參與程度的機制應當被允許發展。”此外還特別例外地補充了兩條：“利益相關者，包括個別員工和他們的代表，應該能夠自由地溝通他們關于對董事會違法和不道德行為的看法，在做這些時他們的權利不應受到損害。”“公司治理結構應當被一個有效的破產機制和債權實施機制所補充。”將公司員工的參與問題，提高到OECD所稱的員工具有“重要且合法的非所有者權利”。

這就是OECD要想說的：“雖然政府為公司治理制定整體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然而員工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在公司的長遠利益和業績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每一個參與者的角色和他們的作用，在OECD和非OECD國家中差異同樣非常大。這些角色之間的關系部分取決于法律和規章、部分取決于自律、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市場力量而起作用。”這些關系共同構成了公司治理的框架。

我們的企業制度改革、我們的公司治理目標，到底是讓一部分人“侵害別人的利益”先富起來，還是在企業中倡導一種讓“利益相關者”共同富裕的、符合公平公正的企業道德倫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OECD在2004年版的公司治理準則中的相關補充和注釋，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這樣的結論。

在參與公司治理的問題上，OECD把它從籠統的“利益相關者”而明確為“員工”。在對此條文的注釋中這樣要求：

在公司治理中員工的參與程度，取決于國家的法律和實際狀況，并且可能在公司和公司之間也有所不同。在公司治理的環境中，提高參與程度的機制使得員工掌握公司特殊技能的途徑更簡化便捷，從而使公司直接和間接地得益。員工參與機制的例子包括：在董事會的員工代表，以及在某些關鍵決策中考慮到員工觀點的、像勞工理事會那樣的治理程序。至于提高參與性的機制，員工持股計劃、或其他利潤分享機制在許多國家被建立。養老金投入對于公司與過去及現在的員工之間的關系來說也是一個基本要素。這類投入包括建立一個獨立的基金，它的托管人應該獨立于公司的管理層、并為所有的受益人管理基金。這就完全否定了在公司治理中把員工關系置之度外的觀念。

OECD特別提到的員工持股計劃和其他利潤分享機制，在這種機制安排背后包含了深刻社會意義的背景。我們業界目前熱衷的MBO僅僅是讓管理層收購企業股權，從而讓管理層（包括董事會）先富起來，而員工持股計劃卻不僅通過讓員工獲得一定比例的企業資本運作參與權而賦予其參與企業未來利潤分配的權利，從而激勵員工參與公司治理和發展的積極性，而且作為員工福利補償計劃的一種，員工持股計劃已在西方國家成為養老保障的一個重要補充。其他相關的利潤分享機制還有退休金福利計劃和企業年金計劃等等。在西方國家近年來的實踐表明，這些安排和機制實際上包含了比稅收調節更有力的社會公正意義，對于減小貧富差距、對于勞動力要素進化到資本要素成為創造財富的工具、對于在對高管實施激勵的同時提高對員工參與的激勵、對于使得員工也合法獲得資本要素的分配和補償……這些安排的背后具有的不僅是實踐形式、而且還有深刻的理論背景。這對于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不足和養老保障不充分，有著很現實的借鑒意義。

陸一先生的文章對改造現代企業制度是有啟發的。最近，就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有人說："學者不能把企業家作為敵人。"有人提出，國企產權改革方向不容否定。為捍衛人民的財產提出自己的觀點，何罪之有？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也有人說，這種爭論不適宜過早進入大眾的視野，其根據是靜悄悄的變革往往比轟動式變革更易成功。處置人民的財產，不讓人民知情，沒這個道理！還有人指責：為什么偏偏抓住國企資產"流失"大做文章？其根據是在市場交易中，資產價格是變動的。只要交易雙方認可，交易就是公平的。問題是，中國的情況不同。一些國有企業搞管理者收購，實際上是自賣自買，“交易”能公平嗎？寧夏中衛市一家國有建筑公司搞管理者收購，一幢面積為5000多平方米的在建住宅樓作價150元。或許這個例證過于極端，但媒體揭露的國有資產以不合理的價格轉讓的事實，還少嗎？

要認清這場爭論的實質，就不能不追溯國有企業改制的理論來源：現代企業制度理論。張維迎和厲以寧在主張現代企業制度的同時，發表了一些鼓吹貧富差距合理性的言論，從而違背了中國搞經濟建設的兩條原則。對改革方式提出不同意見的人要維護公眾利益；主張現代企業制度理論的人要維護資本利益。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不注意到現代企業制度的局限性，也就不能照抄照搬這個制度。我們應該牢記：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衡量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效果，標準只有一個：是否損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能忘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是，要把謀求社會公平放在首位。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講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化，資本利益是第一位的；社會主義要搞社會化，公眾利益是第一位的。可以說，這場爭論的實質就是社會化與資本化之爭。

注釋：

1，RichardN.LangloisCapabilitiesandGovernancetheRebirthofProductionintheTheoryofEconomicOrganiz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sWorkingPaperSeriesUniversityofConnecticut，1995.Sturgeon,Timothy.Turn-keyProductionNetworks:ANewAmericanMode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BerkeleyRoundtableontheInternationalEconomy.WorkingPaper92，1997.

2，RichardN.Langlois:TransactionCost,ProductionCostandthePassageoftime,UniversityConnecticutWorkingPaper1995-03,p19-20.

3，Baldwin,CarlissY.,andKimB.Clark.1997."ManaginginanAgeofModularity,"HarvardBusinessReview75(5):84-93(September-October).

4，Sanchez,Ron,andJosephT.Mahoney.1996.“Modularity,Flexibility,andKnowledge

ManagementinProductandOrganizationalDesign,”StrategicManagement

Journal17:63-76(WinterSpecialIssue).

5，CarlissY.BaldwinandKimB.ClarkTheValue,Costs：OrganizationalConsequencesofModularity，May,2003

6，Isenberg,David,“RiseoftheStupidNetwork”(/misc/stupidnet.html.

7，MariaMaherandThomasAndersson，CORPORATEGOVERNANCE:EFFECTSONFIRMPERFORMANCEANDECONOMICGROWTH，OECD1999。

8，IMF: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04.

9，RaphaelKaplinskyandMikeMorris，AHANDBOOKFORVALUECHAINRESEARCH，IDC，2002。

10，池田信夫：數碼化與模塊化，載于青木昌彥等，模塊時代：新產業結構的本質，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