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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四歲跟家中的賬房先生識字,過了識字關之后,他進了私塾,習四書五經,積累了相當可觀的古文功底。傅雷的母親高瞻遠矚,又聘請家庭教師教他英語和數學,使得傅雷從小就有了中西文化的比較意識。
1920年,年僅12歲的傅雷來到了上海學習,打下了良好的法語基礎。 1924年,傅雷考上上海大同中學繼續高中階段學習。1927年傅雷漂洋過海,赴法取經,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巴黎大學文科,主修文藝理論,還頻繁接觸文藝界人士,經常到巴黎的藝術館、博物館參觀美術大師們的不朽名作,擴大了知識面,也增加了感性知識。他喜歡上了羅曼·羅蘭的作品,從此和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為他以后在美術和音樂上表現出深厚的造詣和藝術鑒賞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傅雷是著名的翻譯家、散文家、文藝評論家、美術批評家和音樂批評家。
傅雷的語文學習至少給我們如下的啟示:
一、母親的文化向往對孩子的影響巨大
傅雷幼年的“孤兒寡母式”的家庭結構注定了母親的影響力是巨大的。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的確叫母親——從優生學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還是叫母親——從人才學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更是叫母親。”(王東華《發現母親》)
傅雷的母親對文化有著強烈的向往,這種向往對傅雷一生的成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傅雷開蒙很早,飽讀詩書,有十分扎實的童子功,為他一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人生最初的幾年母親親手為他種下了知識的種子,使他日后成為參天大樹。
二、早期集中識字對一個人的語文學習至關重要
傅雷自四歲起就和賬房先生學識字,入私塾先已經過了識字關。幼兒識字是我國家庭早期智力教育的一項最傳統的內容。漢朝起就設“童子郎”,唐代科舉中就專門有“童子科”。
在我國古代,孩子是八歲入學,但是條件稍好的家庭,孩子讀書識字遠遠在此之前,許多孩子在上學之前就已經在家庭“破蒙”了。
三四歲的孩子,用一年時間不僅過了識字關,認了一兩千字,而且讀了“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然后再從師入塾。
傅雷的幼年經歷正是如此。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他贏在了起跑線上。
三、兩腳踏東西文化
傅雷有扎實的國學功底,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胸存憂患,認真入世,做人治學一絲不茍,為人剛直不阿,沒有絲毫的媚顏俗骨。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英語、法語都有“幼功”,并且青年時代又到法國留學。他是希臘文明的皈依者,也是科學理性精神的追隨者。治學上多藝兼通,以求博大精湛。
傅雷尤其認同托爾斯泰的看法:真正的民眾教育是在校外完成的,如報紙、博物館、圖書館、大街上、生活中,一切可以稱之為“無意識”的或“自然”的學校,自由是它的原則……
“青年人不會觸類旁通,研究哪一門學問都難有成就。”(《傅雷家書》)作為一個有高度文化修養的翻譯家,傅雷深刻地體會到“功夫在詩外”對于一個一流人才的真蘊。
讓我們再看看傅雷是怎樣把他的兒子傅聰培養成世界一流的鋼琴家的吧。
傅雷把傅聰“從小學撤回”,英文、代數和幾何都請專門的教師,語文由傅雷親自任教,從孔孟、先秦諸子、《戰國策》、《左傳》、《晏子春秋》、《史記》、《漢書》、《世說新語》等典籍中選教材,以富有倫理觀念與哲學氣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實為主,以古典詩歌與純文藝熏陶結合在一起。
無論是傅雷的學習歷程,還是他對傅聰的教育,都會讓我們反觀我們當今的語文教學和語文學習,這種精神的遨游,使得傅雷成為傅雷,這也是傅雷給予我們的語文學習的啟示。
余英時在錢鐘書逝世后評價說:“默存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的最高結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
錢鐘書是既深諳中國古典文化,又通曉西方文化,并能在其學術與創作中同時凸顯古典精神與“全球意識的學者”,他既是中國人文傳統所凝聚之人,又是中西文化的赫爾墨斯。
一、廣博恢弘闊大的知識結構
錢鐘書是博聞強記,埋頭讀書的神話,他有著“照相機式”的記憶力,被譽為文化昆侖。
第一、他有著濃厚的家學淵源,五歲開始跟伯父念書,通讀經史子集。
反觀我們的語文教育,教學生讀一些“古文”名篇,背幾首唐詩宋詞者有之,但經史涉獵的少之又少,傳統蒙學的精華已經被丟棄,孩子們在語文知識結構上往往“先天不足”。
第二、錢鐘書精通英語、法語、德語。他學習英語的興趣源于林紓譯的英文小說,那時的錢鐘書只有十一二歲,他把這些翻譯小說讀了一遍又一遍,也因此有了學習英語的新動機,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讀英文的原版小說,在報考清華大學外文系時,英語考試得了滿分,這得益于他大量的英文閱讀。
后來學法語和德語,錢鐘書都是從閱讀小說開始,記得楊絳回憶說,學法語,錢鐘書從17世紀的作家讀起,讀到19世紀的法國作家的作品,因此通曉了一門語言,也了解了一國的文化。
其實任何一門語言的學習都離不開語境,而優秀的文學作品是一個民族優秀語言的集中體現,而當今的語文教學,仍然將作品肢解、抽離、切割,語言已沒有了血肉、情感和靈魂,語文教學也就喪失了生命,也因此扼殺了孩子們學語文的興趣。
第三、錢鐘書讀了一輩子書。讀書筆記本就有五大麻袋,僅外文筆記: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的筆記就有三萬四千頁。
這種閱讀和積累使得他成了博雅之士,在為學為文的根基上有著明顯的優勢。
他視通中西,有極廣闊的學術視野、知識修養和宏大理論抱負。
錢鐘書并非僅限于“中西文學兼優,也并非僅對中西方的文學文論有兼通的了解,他同時還對中西方的各種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如哲學、史學、心理學,法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有廣泛涉獵,他跨學科的中西素養深受矚目。
總是在想我們的學生真可悲,除了語文課本他們沒有余裕去讀書。他們的精神世界嚴重的貧血,蒼白,貧瘠,缺鈣、鐵、鋅……他們已嚴重地亞健康。
第四、錢鐘書雜學旁收,讀書不拘一格。錢鐘書的幼學除了經史子集的滋養,他還從書灘上租書,如《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讀物,也給了他許多閱讀的樂趣。上小學的時候讀林紓譯的英國小說,上中學的時候讀《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通俗小說。
錢鐘書終身喜歡讀字典,大部頭的字典、辭典、大百科全書他都挨著字母逐條讀過,并時時讀得開懷大笑。
養成了純正的文學品味之后,任何旁逸斜出的閱讀都是一種獵奇般興致勃勃的開疆拓土。
這種閱讀仿佛是錦上添花。
讀《管錐篇》“仿佛掉進書的海洋,由一本書引出好多書,一句話引出無數句話,讓人應接不暇。”引文密密麻麻,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這是“雜讀”的好處。
二、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
作為一名學者,僅擁有“豐富”的知識是不能登堂入室的,往往要基于個人的性情、理解而有所取有所舍,有所融通。正如錢鐘書在《談交友》中所言:“大學問家的學問跟他整個的性情陶融為一,不僅有豐富的數量,還添上個別的性質;每一個瑣細的事實,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養,長了神經和脈絡,是你所學不會,學不到的。”
錢鐘書隨時都在動腦筋,讀書的時候是他思想最活躍的時候,所以每讀完一書,其精神實質全被吸收。
“六經注我”這是讀書的境界。
少年時代的錢鐘書在涉獵經史學史的時候就喜歡“胡亂講話”,臧否人物。他的父親,著名的文史研究家錢基博先生就給錢鐘書取了一個字叫默存,希望他慎重為言。
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他還以專挑教授學者的錯而聞名。當時的清華大學學者如文學家朱自清,哲學家馮友蘭,錢鐘書從來都敢于向權威挑戰。
在與楊絳談戀愛期間,錢鐘書還曾經用理學家語作情詩,理學家向來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而錢鐘書卻用理學家的語錄作詩可謂是奇思妙想,自古無第二人。
錢鐘書有“淘氣,傻氣和癡氣”,他智慧幽默一片天真,他可以是四歲女兒的最好的玩伴,他可以一口氣給女兒起一連串的綽號:豬噘嘴、牛撞頭、蟹吐沫、蛙凸肚……
錢鐘書在劍橋攻讀了兩年英國文學,后來又到巴黎大學研究一年的法國文學,錢鐘書的智慧才華、潛質經過法國文學和文化激活和點化了。
他在拉伯雷的《巨人傳》那里借鑒了法國式的戲謔,他以蒙田的哲學隨筆為藍本,他在伏爾泰的哲理小說中學會了用幽默的筆調講述荒誕不經的故事。在影射和諷刺中闡釋深刻的哲理為錢鐘書打開了一個智慧的天地。
化書卷性靈為吾性靈,錢鐘書將世界各國優秀的文化內化成他的智慧、品格、風范。
他在一個宏大的視野中對人類文化進行比較,開啟了比較文學新的天地,讓我們得以更深刻地了解本國文學,更好地了解外國文學。
大開大闔,四通八達。
懷疑是智者的思辨動力,批判精神使他卓然獨立。
龍應臺,被余光中先生稱為思想的龍卷風,她是最受尊敬的臺灣女人。她所搭建的思想橋梁,讓精英與大眾、民間社會與文人傳統、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大規模的相連相通。
龍應臺,因為父親姓龍,母親姓應,她出生在臺灣,而取名為龍應臺。她是作家、社會批評家、散文家。作為華人世界有影響力的一支筆,龍應臺的《野火集》有著萬丈豪氣。她的這把野火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燒到今天,“野火”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而我所驚嘆的是龍應臺左手寫《野火》,右手寫《孩子你慢慢來》。一面是雪浪滔天,一面是和風細雨。《孩子你慢慢來》那份款款的深情,訴說的是豐富激烈的內心世界,呈現的人性中最不舍最隱微的情感,龍應臺將俠骨與柔腸焊接得那樣完美。
從《百年思索》到《目送》,到《親愛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河1949》,龍應臺的作品氣象萬千,這是一個怎樣的奇女子,她對我們的語文學習會有什么樣的啟示呢?
龍應臺1952年出生在臺灣高雄。貧困的出身,加上勞動階級為主的生長環境,給予了她務實的草根性格和草根情懷。家中有四個孩子,其余三個都是男孩,父親是軍人出身,這對她的“豪氣”的形成,不無影響。父親沒有多少文化,家中也沒有多少藏書。作為臺灣“外省”的“移民”,讀書改變命運顯得尤為迫切。龍應臺的少年時代是在父母的殷殷期待和逼迫下刻苦讀書的。少年的讀物是于國于家“有用”的《古文觀止》特別是《陳情表》。龍應臺在赤貧的雄茄萣鄉漁村生長,在純樸的成大校園里讀完大學。
平民的視角,來自社會底層的自尊、倔強與敏感,使她更具憂患意識,使得她更能夠冷眼熱腸看社會與人生。她對于寬容、平等、理性、民主和言論自由有著更貼近生命原色的追求與渴望。
在臺灣她所就讀的小學直到大學,都是平民子女為主的學校,這樣的學習環境和生存環境,讓她的心靈更貼近大地,更貼近弱勢群體,讓她更懂得愛,讓她更懂得悲憫。因此也賦予了龍應臺有韻致的文筆下覆蓋的深刻的思想,即使在她血脈賁張狂怒之下也永遠隱藏著最濃烈的愛。
于是在香港淡水街頭,她會坐在斜陽淺照的石階上耐心的等待一個五歲的不知名的男孩“給玫瑰花打一個蝴蝶結”。
龍應臺讓我們懂得了對生命的敬畏,對孩子的尊重和愛。讓我們反思,我們在不經意中流露出的對他人的尊嚴的粗暴踐踏。
她會無限痛楚地回憶她的小學同學,那個交不起學費的王愛蓮,她是一個可憐的天性愚魯,家境貧寒,父母雙亡的女孩,她在一個沒有同情和憐憫的環境里,屈辱而又無聲的死去。
這永遠的傷與痛,首先觸及的是龍應臺的深刻的悲憫與同情,她因此而更好地觀察社會,關注生命中的細節,才會有深度的抒情。她的作品不僅有國際的風云變幻,戰爭與和平,更有那蕓蕓眾生。
龍應臺擁有全球的視野。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丈夫是德國人。她在瑞士定居,后又奔走于臺灣和香港之間,精通英文、德文。她走過交織著仇恨、暴力與祈禱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走過把革命與貧窮當旅游商品出售的古巴,走過在巨大的歷史創痛中掙扎的東歐和德國。
她把一年的時間分成兩段,十一個月在法蘭克福家里的書房和森林中度過,讀書,散步,思考。一個月外出奔忙。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龍應臺擁有“敏銳的觀察力,獨到的見解,嚴縝的思維,犀利的筆鋒”。
龍應臺又和中國20世紀的許多大家不同。那些學者,學貫中西,往往以“中”學為主,然后再“貫”以西學。
龍應臺沒有深厚的家學,30歲以前,她的知識結構是西方影響超過了中國傳統,40歲以后她思考問題有了東西縱橫兩方面的坐標。
冷眼與熱腸使得龍應臺有了獨特的表達。
龍應臺之所以成為作家、社會批評家,不僅是因為她擁有平民的視角,全球化的視野,扎實的書底,豐富的閱歷,還在于她敢于自我放逐,積極的將自己邊緣化,這需要膽識和魄力。
上個世紀80年代,當她的“野火”燒遍臺灣島的時候,龍應臺卻激流勇退,隨德國籍的丈夫到瑞士定居。一去就是13年,13年里她幾乎以一種半隱居的方式,讀書和思考,相夫教子。在一種不屬臺灣,不屬大陸,不屬于德國的狀態中,完成思想的浴火重生。她說“累積、沉淀、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
于是才會有這樣思想的結晶。
“民主并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回轉的空間……”
“我承認,政治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遮蓋了某些更深層的問題,譬如文化……”
“當公民社會不再依賴皇權或神權來鞏固它的底座,文化、歷史是公民社會重要的黏合劑。”
這是我第一次閱讀龍應臺的作品――《野火集》,何其輕又何其重的一本書!說它輕,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說它重,重到可以撼動無數無知、冷漠、麻木的中國人的心。書中的一字一句就像火焰一般燒灼著我的眼球,一直燒到我心中的角角落落。
這是我看過的唯一一本看懵了的書。是,我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烏煙瘴氣”的環境中,紙上的種種,折射出了這個時代的“曾經”和“當下”。有隨手亂丟的垃圾,有曾讓幼小無辜的嬰孩喪命的奶粉,有為了降低成本偷工減料的假藥,有充滿工廠化學廢料的海水、河水……而民眾的反應卻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熟視無睹,一再容忍,一再沉默。
翻翻舊賬,看看我以往的言行,想來也是這般令人失望吧。在菜市場,在街道,在商店餐廳,在公交車上,見到、聽到那一聲聲刺耳的、從喉嚨中發出的聲音,緊接著地上便多了一攤污漬時,我做了什么?我不過是蹙眉,攥起拳頭,欲言又止,無可奈何罷了。
龍應臺說:“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不該啊!難道要到火燒城門、殃及池魚的時候再來批判那境況有多么“骯臟”“丑陋”“不堪入目”嗎?每當看到不文明行為發生時,難道因為家長、朋友、路人的一句“少管閑事”“別狗拿耗子瞎操心”……轉眼就變成“木頭人”“瞎子”“聾子”嗎?這么做的結果便是使受害者心寒,使施害者更加猖狂。
沒有人愿意站出來說:“不,你不可以這樣做。”而你,你可愿意做這敢于說“不”的“第一人”?沒有勇氣?第一次你沒有,那第二次、第三次呢?你若敢嘗試一次,也許十個百個人中就有一個明白的人站出來,那就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制止那些惡言惡行。
她直白的文字不需要糖衣依然可以撼動人心,她直言不諱的勇氣不需要陽剛之軀依然可以引起中華兒女的共鳴,她燃起的熊熊野火不需要刻意吹拂依然可以燎原。她,就是龍應臺,她點燃起了小小的火苗,到了今天已然是一片火海,火海還在不斷擴大、擴大。
《野火集》將永遠是不滅之“火”。
簡評
《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寫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朋友的牽掛、兄弟的攜手共行,寫失敗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寫纏綿不舍和決然的虛無。她寫盡了幽微,如燭光冷照山壁。
《目送》是一本生死筆記,深邃,憂傷,美麗。
“再多的遺憾不舍都不過是生命的過程,我們只能往前走,用現在來填補過去的空白和傷口,帶著愛和釋懷與生命和解。”
對龍應臺開始熟悉,是在幾年前一個下午的讀書沙龍會上。溫暖的陽光細膩地涂滿窗子,春日里的花朵總是開得肆意而張揚。長著一張娃娃臉的年輕女教師突然說道:“你們知道龍應臺嗎?就是寫了《大江大海1949》的那個臺灣女作家,聽說她又出新書了。”
那時候的我正沉迷于古代小說不可自拔,聽她這么一說,我忽然想起了前些時間是紅過這么一本書。另一個老師立即接話打趣道:“你說的那本我倒是看過一些,只是有些太沉重了,像我這個年紀的人,還是更適合看些溫暖的類似心靈雞湯的書啊。”
于是大家都笑起來,轉而話題就轉向了那些溫暖的類似心靈雞湯的書籍。
直到某一天,我在班上巡看午休,發現一個女生將書悄悄架在腿上裝作在睡覺的樣子偷看,一些快要被我淡忘的記憶才重新鮮活起來。我走過去,盡量壓低了嗓音問她:“在看什么書?”
她似是受了驚嚇,猛地抬起頭來,烏黑的眼珠子周圍紅了一圈。我順著她的手指往下,再一次看到了“龍應臺”三個字。
“很沉重?”我問她,“難過便歇一歇再看。”
她搖搖頭又點點頭,嘟嘟囔囔地帶了些鼻音:“我只是……感動。”
我拍拍她的肩,又順了順她一直拖到背后的長發。還很年輕的身體稚嫩而充滿力量。他們這個年紀,正是多愁善感的時候啊。
我接過她手里的書,再一次翻回封面——上面大大的兩個字,像是一雙黑黢黢的眼睛在看著我——《目送》。
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的一生如浮光掠影,最終了無痕跡。而那些春日里的花朵、夏日里的香氣都仿佛被設定了一萬遍似的,年復一年地重復著,讓我們在麻木中淡忘其實這樣的美景我們最多也不過只能看一百年。我們的專注常常會被其他東西所分散——名、利、今天吃什么、明天穿什么、后天做什么,甚至還有并肩走在你身邊的另一個人。我們輾轉于驛站,辛苦奔波在人生的旅途上,揚起的泥土和灰塵讓我們變得越來越滄桑和衰老……
每一個當時都會稍縱即逝,當我們用完了那么多個當時后,留下的還有什么?
人只有在親眼見證了死亡之后,才會忽然感受到生命的絢爛。龍應臺便是在經歷了喪父之痛之后,開始了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她寫到她的母親,一個不管說了多少遍卻總是忘事的女人——不記得自己的女兒,不記得自己的歲數,不記得自己身在何時何處。化了妝的她,羞澀地坐在長椅上,猶如十幾歲的女學生,對著鏡頭綻開微笑。她寫到自己的父親,那個年老了之后反而顯得有些畏縮的老人,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夠邀請女兒參加他的友人聚會。她寫到自己的兒子,看著曾經幼小的身影漸漸長大,年輕一輩的存在,提醒著自己即將老去的事實,漸行漸遠的背影,不過是她無數次目送的對象。
她將這些一一記下,證明他們曾經來過,證明他們曾是一家人相愛過,證明他們曾分享過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同樣也證明了“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那是一種不可逃脫的生老病死。
其實翻完了整本書,沒有什么大喜大悲,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瑣事,如同一幅長軸畫卷般,在眼前不斷地展開、拉長,上面的人物或嗔或喜,或無奈或嘆息。而正是這些小事,讓人慢慢體會出了一種最深刻最隱秘的“傷逝”與“舍”。三代人的故事,演繹出的是一個人生階段:當父親死去、母親失憶、孩子的成長迫使她不得不站起來做一個母親時,她唯一能做的,不過是目送他們的背影離開。她開始明白“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她在目送的過程里,漸漸參透“人在天地之間終究是無所憑依的孤獨。你真能面對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這世間,沒有什么可以附著依托。”
我忽然明白,其實那個女生的感動,是感動于三代人之間細膩的親情,她的沉重、讀完這本書之后的悵然若失,是一種無法安放青春的茫然。
我趁課間將書還給她的時候,她又恢復了笑嘻嘻的模樣,淺淺的兩個酒窩十分討喜。我問她:“還難過了嗎?”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看的時候總覺得心里沉甸甸的,每次離開家,我也從來不知道回頭,想到我的父母也是那樣目送著我離開,我就難過得喘不過氣來。每分開一次,就少了一次見面的機會,其實后來想一想,我究竟錯過了多少東西呢?”
我明白她口中的東西,不僅僅是背后父母期待她回頭的目光,也是她曾錯過的、未曾留意過的生命中的美好。人終將抵不過時間,會衰老,會死亡,可我們留下的記憶,卻是誰也無法取代的。
有些路啊,你一個人,慢慢地走。
文摘
讀書,缺少的仍然是深入……
最近讀到報刊的兩則消息,一則是《文匯報》3月5日的報道,另一則是《文摘報》摘發的《廣州日報》2011 年12月3日的一段文字。兩則報道給我們這么一個結論:不閱讀不行,閱讀不深入也不行,只有深入閱讀才可以。問題在于,當整個社會都處在比較浮躁的氛圍中的時候,深入閱讀談何容易。然而,因其不易,才尤其要給力。
如何給力?嘗試著提一些想法。其一,閱讀要深入,還要倡導讀經典。提倡讀經典,既是對這種成果和影響的鞏固,又是提升全民閱讀活動的重要指向。
其二,如何讀經典,恐怕少讀、慢讀、熟讀加背誦可能是一種比較理性的選擇。少讀,因為歷史積累下來的經典太多,必須根據條件和可能選擇有限的種類;慢讀,因為經典多為古典文字和修辭,往往一個字就有十分豐富的內涵;熟讀,就是一旦選定了一本經典,就不能只讀一次,“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背誦,筆者以為,恐怕也應成為我們的基本功課,尤其在電腦屏幕削弱了我們記憶力的情況下,此條尤為可貴。
1、《1984》:作者:英國的喬治·奧威爾。《1984》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說,也是一部幻想小說。作品刻畫了人類在極權主義社會的生存狀態,有若一個永不退色的警示標簽,警醒世人提防這種預想中的黑暗成為現實。
2、《穆斯林的葬禮》:作者:霍達。該書講述了一個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間的興衰,三代人命運的沉浮,兩個發生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內容卻又交錯扭結的愛情悲劇。
3、《目送》:作者:龍應臺。該書共由七十四篇散文組成,是為一本極具親情、感人至深的文集。由父親的逝世、母親的蒼老、兒子的離開、朋友的牽掛、兄弟的攜手共行,寫出失敗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寫出纏綿不舍和絕然的虛無。
Q:你書里批評了很多受歡迎的作品,包括龍應臺的。那你認為現代人要讀哪些歷史作品呢?
A:讀歷史首先要有好作品,(它應該)具備一個優秀的歷史觀。當年明月也是小清新,他給人快樂卻不能引人深思,消費性很強。龍應臺是一種高級消費,但她的歷史觀是成問題的。我也不好意思說人家淺薄,她就停留在這個層次。(好的作品)首先具備非常優秀的歷史觀,再用敏銳、優美的方式表達。比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它有個深層的歷史觀支撐,對明代的歷史、財政、政治非常了解,轉化成非常漂亮的形式,但一般人做不到。
Q:你在書里也說黃仁宇是“歷史界的瓊瑤”。
A:那是臺灣人評價的。我對他感覺非常復雜。我肯定他歷史觀的訓練,文筆也非常優美。但我對他的歷史觀是質疑并反對的。歷史觀好壞不說,見仁見智。(他認為)想改變整個社會,必須數字化管理,但是他是西方中心論,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落后是因為我們太靠道德和倫理,所以要把我們變成一個個經濟人、工具、理性的人,這個我不能接受。他的基本前提有問題的。現在為什么我們談儒學,談國學?有時候傳統的因素是可以轉換的,只是我們現在轉換得不好,但不意味著這些都是垃圾。五四以來一直在反這個,反過頭到了“”。
黃仁宇書里認為,皇帝和官僚、人際關系、道德評價都壞掉了,王朝就爛掉了,明朝就滅亡了。我對這個結論是質疑的,你把它歸結于道德評判果真有效嗎?中國確實是靠道德的,它完全是垃圾嗎?
但我對黃仁宇寫歷史的手法、傳播知識的技術是佩服的,國內無人能及。(我)對中國歷史寫作很失望,大家完全是待在高校里面寫論文,越來越枯燥,越來越專門。但流行的讀物缺乏有個性的歷史觀,哪怕是丑陋的歷史觀。 我肯定斗不過小清新
Q:一個學者在面向市場的時候,會有什么顧慮嗎?
A:我們寫學術文章,圈子里的人認可就可以。但現在隨著時代變化,這個東西也會發生變化。比如通過網絡、媒體傳達你的知識,讓大眾接受。問題是,在傳遞中怎么保持自我和獨立性。現在作者很容易被大眾引導,因為要炒粉絲,要擴大知名度,很容易把自己品位降低了,變成大眾所接受的程度,這個是危險的。我現在也沒想好,我這本書力求走出書齋,面向大眾,但也肯定斗不過當年明月和小清新們。 從易中天說三國到《明朝那些事》,出版界歷史熱已興盛多年,但在楊念群看來,這些史觀大有問題的書多讀無益。 楊念群到檔案館查祖父的資料,管檔案的大媽喝問:“你是從哪來的?你來這有什么目的?你為什么想看這些東西?”
Q:書中的內容很雜,不僅是歷史。
A:歷史是人文的一部分,很多人文的東西積淀下來它就是歷史,所以歷史的邊界很寬闊。中國歷史寫作的問題是只關注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比如皇帝或者官員;到現代歷史就是、國共之爭、兩黨政治。歷史的細致和復雜是超越這些東西的。所以我這書里面涉及一些五花八門混搭的東西,把歷史本身的內涵給豐富了。
日常生活也是我關注的對象,百姓的日常生活,文人平常的日子,官員怎么上朝、怎么坐轎子,這些本身就是我們應該關注的。描寫那個時代的氛圍和環境,自然就會讓讀者產生對歷史的感知,反過來也會對現實的理解會增強。為什么過去是這樣?為什么現在不會那樣?它們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我特別強調歷史和現在的對話關系。歷史不是死的,它不是某個朝代,很多東西都是延綿下來的。人的生活和氣質都是在歷史的脈絡里體會的。所以我的理解是,隨筆更適合架起一座歷史的橋梁,在現實和歷史之間,使它們發生化學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