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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費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政府工作報告 主位推進模式 語篇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22-0065-02

最早提出“主位”和“述位”概念的是布拉格學派的創始人馬泰休斯。之后功能語法學派的代表人物韓禮德接受并發展了主述位理論，并成為語篇分析最重要的理論之一。隨后捷克語言學家旦尼斯在對主位結構研究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主位推進模式”。由此，國內外大批語言學家開始對語篇的主位結構及其發展模式展開探討，并運用于文學類語篇和實用類語篇的翻譯研究中。然而很少有學者將該理論運用于政府工作報告的語篇翻譯分析中。基于此，本文試圖運用主位理論及主位推進模式對《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英譯版的語篇特點進行探究，分析如何運用主位推進模式實現政論文語篇翻譯的最大等值，從而為語篇翻譯研究提供新的視角，注入新的活力。

一 主位結構與主位推進模式

主位結構理論最早由馬泰休斯在他的《功能句子觀》中提出來，根據他的實義切分法，語句分為主位和述位，主位是位于句首并在交際中引出話題的部分，表達的是已知信息；述位則用來說明主位，表達的是新的未知信息。韓禮德認為，從句子層面看，每個小句都有自己的主位結構，且因為沒有上下文，小句的主位和述位是孤立的、沒有發展的。但擴展到語篇層面，在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句子構成的語篇中，前后句子的主位和主位、述位和述位、主位和述位之間會產生某種聯系與變化，進而推動整個語篇的信息流動，這種聯系與變化被稱為主位推進。各句的主位結構通過各種銜接模式不斷推進，逐漸形成完整的框架結構，最終構成意義連貫的語篇。

國內外語言學家在對語篇結構的研究過程中提出了不同的主位推進模式類型。旦尼斯作為 “主位推進模式”的提出者，在繼承布拉格學派傳統的基礎上總結出五類主位推進模式：主位同一模式，在主位結構銜接的前后句子中，每句的主位相同或具有派生關系，但述位不同；述位同一模式，每個小句的主位不同，但述位相同；延續性推進模式，前一句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成為后一句的主位，主位又引起新的述位，如此延續下去，形成一條從未知到已知的信息鏈，交叉推進模式，前一句的主位是后一句的述位，交叉依次類推；分裂述位推進模式，第一個句子中的述位對主位進行闡述后，之后各句的主位均由第一句的述位派生出來。

二 主位推進模式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英譯版中的運用

政府工作報告作為典型的政論文，有著特定的社會交流功能。報告向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展示了過去一年內中國政府帶領全體人民取得的成就、經驗以及對今后一年工作的設想和部署，報告的內容關乎國家前途和民族利益，與群眾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承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不同于追求華麗辭藻和優美句式的文學語篇，報告有著獨特的文體特征。報告口吻嚴肅，語氣堅定，行文嚴謹規范，句型結構相對單一，善用長句、復雜句和無主句，多用并列短語，可謂“一逗到底”。主位推進模式是語篇語義的連接方式，是語篇內容的基本框架，弄清每個段落的主位推進模式有助于了解發話者意圖和組織語句的手段。通過分析《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發現，報告及其英譯版在運用主位推進模式構建語篇的類型選擇上基本一致，其中主位同一模式和分裂述位推進模式運用得最為廣泛，這主要是因為中英文讀者對政論文的語篇結構有著相似的理解，而其他三類主位推進模式則較少出現。

1.主位同一模式的運用

主位同一模式在報告英譯版中所占比例最多，這與政論文總分的句型結構和極具邏輯性的語言特征緊密相連。

例1，一年來，我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采取一系列既利當前、更惠長遠的舉措，穩中有為，穩中提質，穩中有進。

Last year，We（T1）adhered to the general work guideline of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R1）. We（T2）worked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make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carry out reform in a holistic way（R2）. We（T3）ensured that the government's macro policies are stable，micro policies are flexible and social policies meet people’s basic needs（R3）. We（T4）improved the ways of exercising macro-control and adopted measures with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benefits in mind（R4）. We（T5）strove to break new ground，improve quality，and make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R5）.

例1為主位同一模式，源語語篇有一個相同的主位――我們，卻有5個不同的述位R1～R5，原文通過主位一致來延展句子信息，構建語篇框架，語言簡潔凝練，要求具體明確，便于職能部門在開展工作時全面把握和處理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漢語是一種重“意合”的語言，強調語義連貫，因此主位“我們”只出現在了首句中，理解時需要聯系上下文。而英語是一種重“形合”的語言，往往會重復主位，或采用代詞替代的方式來實現句子間的主位銜接。譯文針對這一特點，在采用主位同一模式的基礎上補足原文省略的4個主位，從而確保譯文意義連貫、結構完整，更加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由此可見，主位同一模式中的“小句主位相同”不一定是指前后句子的主位完全一致。在此種情況下，主位與主位之間可以通過重現、異形同指、語義重復、語義擴展等方式建立聯系。

例2，經濟運行穩中向好。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6.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7%。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控制在2.6%。城鎮登記失業率4.1%。城鎮新增就業1310萬人，創歷史新高。進出口總額突破4 萬億美元，再上新臺階。

The economy（T1）was stable and improved（R1）.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T2）reached 56.9 trillion yuan，an increase of 7.7% over the previous year（R2）. The rise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T3）was kept at 2.6%（R3）. The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T4）was kept at 4.1%（R4） and 13.1 million urban jobs（T5）were created，an all-time high（R5）.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T5） exceeded US$4 trillion，reaching a new high（R5）.

雖然例2各句的主位不完全相同，但具有派生關系，這也屬于主位同一模式。可以看出，源語語篇T2～T5的主位各不相同，但都是由第一句的主位――經濟派生而來，譯文同樣采用了主位同一模式，有效還原了源語語篇的信息結構，能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報告的語篇內涵。

2.分裂述位推進模式的運用

分裂述位推進模式也是在報告中使用較為廣泛的模式之一，常用于一些闡釋類語篇，如政府對今后各項工作的一系列建議。

例3，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主要是：經濟穩中向好基礎還不牢固，增長的內生動力尚待增強。財政、金融等領域仍存在一些風險隱患，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宏觀調控難度增大。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難度加大。一些地區大氣、水、土壤等污染嚴重，節能減排任務艱巨。

We（T1）must be keenly aware of the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n our road ahead（R1）. The main ones are：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ing steady economic growth（T2）is not yet firm（R2），and the internal impetus driving growth（T3）needs to be increased（R3）. Risks and hidden dangers（T4）still exist in public finance and banking（R4）； some industries（T5）are heavily burdened by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R5）；and the exercise of macro-controls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rural incomes（T6）i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R6）. Air，water and soil pollution（T7）is severe in some places（R7），and the task of conserving energy and reducing emissions（T8）remains arduous（R8）.

例3是總理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源語語篇是一個典型的分裂述位推進模式。第一句的主述位屬于第一層級，之后各句的主位均由第一句的述位――困難和問題派生出來，并對其展開具體說明。譯文也遵循了這一模式，可以看出，述位R2～R8分別是對主位T1的敘述和描寫，而這7個分句構成了一個并列的主述位結構，也體現了報告嚴謹的句式結構和嚴密的邏輯性。

例4，要嚴格執行“約法三章”：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擴建，財政供養人員總量只減不增，“三公”經費只減不增。

They（T1）must strictly observe the following three rules（R1）：The construction of new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existing govermnent buildings（T2）are prohibited（R2）. The total number of government employees（T3）is to be reduced（R3）. Govermnent spending on official overseas visits，official vehicles，and official hospitality（T4）is to be reduced（R4）.

例4是總理對各級政府在三公經費上提出的要求。源語語篇的主位“約法三章”在后三句中派生開來，形成一個分裂述位推進模式。通過對比可以發現，譯語語篇較好地保留了源語語篇的主位推進模式，述位R2-R4分別對主位――“約法三章”展開了敘述、描寫和說明。表現出中央政府打擊地方政府鋪張浪費行為的堅定決心，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與號召力。

三 結束語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的譯語語篇在主位推進模式的采用上與源語語篇基本一致，主要運用了兩種主位推進模式：主位同一模式和分裂述位推進模式。其中主位同一模式在報告中占了很大比例，這是由于報告的目的是為了陳述政府去年工作的成績與不足以及對今年工作的部署，注重客觀性與嚴肅性。語篇通常圍繞開頭的一個主題展開，其主位往往一致或具有派生關系，而述位是不斷發展的，這能為讀者提供政府在某一項工作或決策上盡可能多的信息。同時，報告也會涵蓋一些闡釋類語篇，通常是對上文某一部分的擴展，尤其是對上文述位的敘述和說明，這類語篇往往使用分裂述位推進模式。這兩種模式的運用與結合很好地體現了源語語篇的信息結構和內涵意圖，能幫助英語母語者有層次、有條理地理解報告，同時也為翻譯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李詩芳.主位推進模式與英漢語篇翻譯策略[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

三公消費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平衡計分卡 危機應對 戰略管理 熱點

近兩年，伴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企業經營出現了很多問題，消費者信心大幅下降，影響企業生存的環境。本文試圖運用平衡計分卡的思想提出解決的初步思路。

一、平衡計分卡分析思路

1992年，羅伯?卡普蘭及諾頓提出了平衡計分卡的概念，他指出，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或操作性的度量體系，而是作為一種長期戰略管理系統”（Robert S. Kaplan， David P. Norton）。平衡計分卡的分析思路是：先制定好企業戰略，然后由上而下分解戰略，最后細分到最終的根源，即遵守目標與實施的因果關系，層層剝繭。這一分析方法有助于企業理順思路，加強執行力，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指引。

二、我國一些企業面臨的問題及原因

1.資金鏈斷裂。如國內光伏產業由于資金鏈斷裂，產能過剩導致太陽電池組件價格大幅下跌。部分公司應收賬款不斷增加使資金回流嚴重不足，導致企業或破產或轉變投資方向。一些項目被迫停頓，大都就是資金不到位引起的。因此資金鏈的完整應作為戰略重點。

2.產品質量低下。企業經營核心是使客戶認可。雖說客戶需求和偏好各異，但對產品質量是共同的要求，只有執行高標準質量要求，消費者才能樹立信心。

3.經營忽視規律。最近白酒銷售量價齊跌，中央嚴控“三公消費”只是原因之一，大部分還是白酒產業自身經營方面的原因。白酒市場價格畸高了五六年，消費品變成了投資品。不遵守發展規律的經營方式會使危機更大。企業要重塑以客戶要求為起點和終點的全新的經營目標，保持產業敏感性，理性應對危機，化危機為動力。

4.道德滑坡。企業高層的道德品質對企業影響很大。一汽集團2013年4月10日公告稱，集團董事長徐建一辭去職務，隨后傳一汽集團百余高管被紀檢部門調查，一汽房地產開發百億資金消失。據蓋世汽車網數據，2012年中國四大國有汽車集團中，一汽集團成為自主品牌呈唯一銷量同比下滑者。市場反映了領導層面因素。

三、平衡計分卡設計

針對上述危機及分析，參照傳統平衡計分卡的分析方法，設計新的平衡計分卡體系，并暫且命名為修正平衡計分卡。

（一）戰略目標是資金鏈完整

1.現金流量對經營活動的充足率。企業都應有必要的資金儲備以應對財務風險。最低的經營現金流量能夠覆蓋短期負債的償還，以及實物資產的維護和技術革新的需要。現金流量對經營活動的充足率，包含了償還債務以及基本的經營需要。如果此比率小于1，則需依賴其他來源（融資和處置資產）來支付。

此指標是對通常意義上的“現金流量充足率”的修正。一般的現金流量充足率，是用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除以長期負債償付額、固定資產購置額和股利支付額之和（唐瑾，2003）。但在危機時，短期債務更易拖累企業。

企業可列出該指標的目標值、實際值以及偏差值，如果實際值偏差幅度大，則必須立刻采取糾偏措施。偏差5%是可容忍的，因為基本相當于存款利率，間接表明企業尋求外來資金時，付出的成本只需在5%左右，因為缺的資金越多，時間越緊，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2.價值貢獻率。盲目地擴張對企業是致命的。不是每項投入都有預期的產出。削減成本是每個企業都在做的事。其實成本包括項目和數量兩方面的內容，如果項目本來就不必存在，花一分錢都是浪費。因此，聰明的企業會從整個供應鏈上分析，將成本細分，理清成本的投入產出關系。這個過程包括“瞻前”和“顧后”兩方面。瞻前是指削減那些未來不會或者只會很少帶來產出的成本；顧后是指重新審視過去的投資，出售價值貢獻不達標尤其是負值的相關資產，棄劣選優才能保證企業有充足的精力利用優質資產創造生存機會。價值貢獻率，即產出值除以投入值，必須大于1和資金成本之和，不達到，就果斷舍棄。

（二）客戶滿意是企業生存的基石

只有高標準的產品才能獲得客戶青睞。對內，可設置“標準”記分卡，上面列明國際標準值、國內標準值、行業標準值，用以標明本企業生產的產品達到什么標準。領先為1分，達到為0分，落后為-1分。企業可按照產品生產順序，將“標準”層層分解、落實，一方面保證每個環節都能達到目標，另一方面可快捷追溯至有問題節點。對外，企業將其執行的標準每月向社會公開，同時附上相關中介機構的檢驗結論。

（三）內部流程

管理層主要關注與企業發展有關的指標，一旦出現問題及時調整經營策略。供需平衡，企業才能穩定發展。企業在記分卡上標注：社會平均報酬率、行業利潤率、本企業利潤率，并仔細分析差距及其原因。同時定期計算兩個指標：一是產業集中度；二是市場占有率。可選8家最大的企業計算產業集中度，值越大，行業集中度越高，市場越趨向于壟斷；反之，集中度越低，市場越趨向于競爭。用企業的產品銷量占產品市場總量的比重計算市場占有率。這兩個指標均可通過官方網站或咨詢機構了解到。上述分析的目的是防止過度投資，及時調整產業結構。

（四）學習和成長

企業文化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在企業層面，企業文化亟待加強規范化管理。道德層面、人性層面不建設好，很多問題還會層出不窮地出現。須在內修外管上加大力度。首先，股東需要切實發揮出資人的作用，把好管理者的任命關和監督關，要轉變企業高度集權的模式，權利一定要分散化。其次，將獨立董事的作用真正發揮出來。最后，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緊箍咒”作用必須發揮好，一旦信用有了污點，代價將是高昂的。企業可針對上述方面，制定計劃進度表，分步整頓實施。

企業運用好平衡計分卡要做到：一是高層領導要特別重視；二是執行過程要與業績獎懲機制掛鉤；三是檢查頻率要高，同時要保證檢查人員的相對獨立性；四是要關注員工利益，提高員工配合的積極性。

（作者為會計師、CPA）

參考文獻

[1] Robert S. Kaplan， David P. Norton.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tegy into action [M].Boston. Massachusett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6.

[2] 熊莉，劉俊.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帶來的思考[J].上海：新會計，2012（12）：64-65.

[3] 王佑.國開行放貸 部分光伏企業略緩資金饑渴[N].上海：第一財經日報，2013-04-15.

三公消費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資本結構；主營業務收入；市場績效

一、 引言

在以往研究中，很多文獻集中在對寡頭壟斷行業的研究，因為寡頭壟斷行業的公司數目不多，能夠有效地收集樣本數據，即使增加樣本容量，很多文獻仍然研究帶有壟斷性質的公司，因為壟斷公司往往是行業競爭中的勝利者，數據便于收集。對具有完全競爭市場特征的行業而言，公司很難從這種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數據難以收集完全，無法準確衡量與統計公司績效。隨著我國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分析清楚競爭性行業中資本結構與市場績效之間的關系，對于理解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和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關系，進而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對產業結構特征的影響的認識，都有積極的意義。我國釀酒行業相比較國內其他制造業，總體而言具有更強競爭性質。因此，選擇釀酒行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考察相關公司資本結構和市場績效的關系，無疑將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市場經濟運行中公司的資本結構與市場績效之間的的關系。

二、 相關理論回顧

關于公司資本結構對公司產品市場競爭行為的作用，以前很少有文獻涉及，其中的原因是認為公司產品競爭行為可以通過公司收入、公司利潤等指標反映出來，沒有必要單獨考慮公司產品競爭行為。但實際上，公司產品競爭行為是對公司產業組織安排的一種反映。一直到1986 年，Brander與Lewis在論文《寡頭與財務結構：有限責任效應》中把公司金融理論與產業組織理論結合起來進行論證。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古諾模型假設只有兩家公司進行競爭，企業沒有成本，一家在選擇產量時可能只考慮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結果是只留下更少的市場份額給其競爭對手，為了保證公司生產更多產量，公司可能會選擇高債務杠桿。這說明那些產品在市場上有更強競爭力的上市公司，其資產負債比例可能更高。在此基礎上，經濟學家進一步總結了資本結構與市場績效之間關系的某些規律，主要是公司資本結構與市場績效相互影響。

關于公司資本結構與市場績效關系的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公司資本結構對公司市場績效有正向作用。其原因是高負債將增強企業產品市場競爭的能力。Allen和Emilia在2006年利用美國銀行業公司的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銀行業在美國屬于競爭相對激烈的行業，選擇這個行業能夠代表相對競爭激烈市場。最后回歸結果表明，銀行業公司的資本結構與業績還是存在明顯的相關性。

Maksimovic（1990）研究了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闡釋了有限責任效應理論。他們認為，公司股東在公司中由于只是以出資承擔有限責任，在收益與風險正相關的前提下，那些風險更大的項目或者技術更容易被公司所采用，最后卻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這說明這些公司的股東有可能選擇比較高的資產負債比例。而Mara Faccio等（2001）等認為，上市公司的股東并不參與經營管理，資產負債比例的選擇更多是由公司管理者做出的，如果不履行到期債務，損害的不僅是公司的信譽，而且會損害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聲譽與其未來的職業道路，這樣一來，公司可能并不會選擇過高的債務比例，從而也就約束了管理者與控股股東的冒險行為。另外，Showalter于1995年指出了前面提到Brander & Lewis模型的不足之處，他認為產品市場的競爭能力決定公司最優戰略負債水平，而不是相反。因為市場競爭能力是在市場需求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逐漸形成的，一旦在市場上形成較強的競爭能力，高杠桿、高負債在未來更具戰略優勢。

動態權衡理論認為，許多公司本身有一個目標資本機構，因此，公司希望其資產負債比例在目標資本結構區間波動。如果資產負債比溢出目標區間，公司或者盡快減少資產負債比例，或者調整目標資本結構。根據動態權衡理論，公司資本結構對市場績效產生非線性影響。此外，如果公司當前擁有良好的市場業績時，公司更有可能從內部進行融資。業績優良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可能偏低。以上兩種理論可以看成是資本機構選擇“主動調整”與“被動選擇”。與高負債水平會增加公司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反，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高負債會弱化公司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比如，以Phillips（1995）提出的“投資效應”模型為代表。在這個模型中，當前負債水平的提高實際是降低未來的投資水平。盡管短期行業產出有所增加，但在未來會減少產量。

國外研究清楚地表明，在資本結構與市場績效的關系研究中，資本結構最主要是通過資產負債的比例來衡量，而市場績效是通過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來表現。無論高負債有利于產品市場競爭，還是不利于產品市場競爭，利潤率是競爭能力的最終體現。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毫無疑問對利潤率、尤其是利潤增長率有顯著的影響。和資本結構作用于市場績效相對應，市場績效對企業資本結構同樣具有反作用。

國內學者也就資本結構與市場績效關系方面做過研究。陳冬華（2005）、王滿四（2006）等等通過研究企業薪酬管制、管理者在職消費行為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負債融資不能有效地約束管理者的在職消費行為，而在職消費與公司業績正相關。呂長江、金超（2007）等認為資本結構對公司業績的影響是非線性的，與國外動態權衡理論相符。

公司資本結構表面上看僅僅是資本和債務的比例關系，但實質上它決定了資本要素所有者之間及其與公司其他要素所有者之間契約關系的制度安排。因此，不同的資本結構，對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綜觀過去學者的分析，對公司資本結構的研究很多都是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并以帶有壟斷性質的公司為主，本文將選擇更具競爭性質的釀酒行業上市公司進行研究。

三、 實證分析

本文將通過對釀酒行業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其利潤增長率進行實證檢驗，從而發現公司資本結構與其市場績效之間的關系。之所以選擇釀酒行業公司進行研究，是由于釀酒行業在我國算競爭比較充分的行業，盡管也存在貴州茅臺、五糧液這樣的國有股份公司，并且因為其民族品牌的歷時久遠，在行業中處于翹楚。但這個行業2011年總產量為7 103萬千升，全行業總產值為6 699億元，作為中國產值最大的茅臺，其產值也不過是這個行業的四十分之一。當然，作為消費類行業，釀酒行業上市公司都不屬于資本密集型，其負債比與資本密集型行業相比，總體應該是比較低的，但不同的企業仍然存在差異。應該指出的是，相比產品的質量、品牌等因素，公司的資本結構對公司市場績效的影響肯定不會十分顯著，但質量、品牌等指標難以量化，更為重要的是，不論是通過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還是通過改善工藝流程以提高質量，或是出資建設品牌，最后成本都將內化到公司的財務報表當中來，這本身就是對公司市場績效的一種檢驗。本文借鑒以往的研究方法和指標，接下來對釀酒行業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和產品市場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1. 變量及解釋。根據Campello的模型，本文用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來衡量公司的業產品市場績效，是被解釋變量。釀酒行業上市公司都是現金比較充足的公司，負債以短期負債為主，本文以公司年報中的資產負債比（X1）作為公司資本結構的衡量標準，其為解釋變量。另外本文采用公司主營業務利潤率（X2）、公司規模（X3）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公司規模采用上市公司總資產的數據。上述變量數據都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

2. 數據的選擇及描述。目前，在滬深A股市場上市的釀酒行業公司總共30家，30家公司主要分為白酒與啤酒兩大類，有3家屬于中小板，還有3家正處于ST階段，共從30家中選取24家作為整個上市公司的代表。在數據上選擇2011年，總共24家公司的橫截面數據作為研究樣本。之所以選擇2011年，是因為2011年我國正處于通貨膨脹階段，全年CPI高達近5%，而作為消費類商品的來源，各種酒價爭相上漲，尤其是白酒的漲幅高得驚人。在此背景下，釀酒上市公司的產品成為消費者十分青睞的對象，幾乎所有公司的利潤在2011年都得到迅猛的增長。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已經公開的年報。

3. 實證模型。

實證結果（表2）表明，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與其公司資產負債比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即資產負債比每增加1%，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增長0.66%，從某種程度表明，釀酒公司的高負債比確實有助于公司產品在市場中的擴張，從而提高其市場績效；同時，主營業務利潤率也有助于提高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規模，進而提高其市場績效，但公司本身的規模與市場績效的關系并不顯著，實證的參數估計為負，但其t統計量完全不顯著。

從整個實證結果來看，模型總體擬合得并不是很好，因為模型的擬合優度并不理想，可決系數僅僅達到0.3左右，方程總體的F統計量也不大。這說明決定公司市場績效的真實變量并沒有被引進到模型中來，或者是公司的資產負債比確實不是公司績效的決定變量，資本結構對公司市場績效的作用不大。其參數估計值的t統計量勉強是顯著的。由于我國釀酒行業上市公司存在規模大小的問題，所以模型中引入了規模變量。但從實證結果來看，似乎產品競爭能力與規模之間也不存在穩定的關系。

四、 結論及建議

從上述實證結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國釀酒行業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比與其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之間表現為正相關關系，但并不很顯著。究其原因，可能與我國現階段資本結構的發展及融資模式的狀態有關。

從釀酒行業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來看，整個行業的負債并不高，并且絕大多數公司只有流動負債，沒有長期負債。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看，釀酒類上市公司的現金流也是非常充足的。這說明當前我國釀酒類上市公司的絕大多數都具有不錯的市場績效，同時也說明釀酒類上市公司的產品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能力。在融資順序中，這些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采取內源融資以滿足其資金的需求。這一結果當然與融資次序理論是相吻合的。可為什么現實中往往出現杠桿比例與產品市場績效存在正相關？

究其原因，這與中國國內目前的金融體制存在很大的關系。在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體制在改革開放深入進行的過程中并沒有削弱，相反還得到增強。因此，對于那些優秀的公司企業而言，從銀行貸款的間接融資方式依然是上市公司的首選。國外有證據顯示，正常情況下的間接融資成本高于直接融資，但在我國可能并不適合。另外，從資本市場獲取資金的公司并不是那些急需資金的企業，尤其是對釀酒行業這種現金流比較充足的公司而言。而他們之所以選擇上市發行股票，很多是完成中央對地方政府管轄企業的上市配額，或者是把上市當成福利來進行分配。而那些市場業績不好或競爭能力不強的中小釀酒公司就很難得到上市的優待，尤其是那些民營的酒類企業，幾乎不可能有上市的機會。而一旦上市，公司就被看成是行業內的優秀者，則不論是從銀行獲取貸款，還是在二級市場上募集資金，都將變得相對容易很多，所以不難理解釀酒行業上市公司的杠桿比例會與其市場競爭能力表現出正相關關系。

另外，為什么出現實證檢驗中的不顯著現象？首先，這與傳統理論中關于資本融資結構與市場績效的經驗研究是相吻合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杠桿比例的高低對公司的盈利能力有顯著影響，即使有些行業的數據得出的是相反結論，但不同行業、不同公司還是存在很大差別。其次，對公司市場績效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可能更多跟酒的質量、口感、酒精度、知名度等微觀因素有關。釀酒行業又是市場競爭比較激烈的行業，類似融資成本、資本結構等宏觀因素對其市場競爭能力的影響不顯著屬于正常情況。最后，因為前述原因所引起的解釋變量外的其他因素差異較大因而對公司的競爭能力帶來影響，以及截面數據本身的原因引起的異方差性使得顯著性檢驗意義不大。

近兩年，我國通貨膨脹較居高不下，釀酒行業上市公司的業績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這些公司的經營管理得到明顯的改善，而更有可能是因為物價的整體上漲。要使得釀酒行業上市公司市場績效真有所改善，融資結構也不是優先要考慮的因素，微觀因素可能更應該加以重視。如果從資本結構方面提建議的話，首先，考慮到直接融資尤其是債券融資的成本要低于其他融資方式，所以上市公司應該考慮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即通過發行公司債來獲得資金。其次，要強化產品市場的有序競爭。不能通過聯合漲價等做法來提高公司業績，尤其是在高檔白酒成為“三公”消費的主力，“喝茅臺的不買茅臺”的社會背景下。

本文的不足之處仍然在數據的選擇上。雖然釀酒行業是市場競爭較為充分的行業，比較符合理論模型的要求；但在我國，只有行業內那些相對比較優秀的公司才能上市，大量沒有上市的中小釀酒企業，其相關情況無法通過數據顯示出來，故整體數據量仍略顯不足，因而容易造成統計誤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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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屈耀輝,姜付秀,陳朝輝.資本結構決策具有戰略效應嗎？管理世界,2007,（2）：45-51.

三公消費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投資；消費；內部結構；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2）12-0088-05

Study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LI Xue-Lian，ZHU Zhong-guo

（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Abstract：This paper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0，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nd its breakdow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public investment of Sichuan Province is general excessive and partial lack；there are still enough input space for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ducation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investment； overall ，private investmen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i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but the investment to the primary industry has been excessive， it should avoid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this field blindly； consumption is whole insufficient， and its breakdown a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Sichuan′s economy development.， but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 are all less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and private investment.

Key words：investment；consumption；internal structure；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省經濟步入發展的快車道，近10年來全省經濟發展尤為迅速。國民生產總值2001年僅為4293.49億元，到2007年，快速突破萬億大關，高達10562.39億元，截至2011年，增長到21026.7億元，11年間，增長了4.9倍，年均增長率為17.22%，高出全國同期水平1.36個百分點①。現代經濟學認為，投資、消費、凈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然而四川省是一個地處中國西部的農業大省，凈出口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小，歷年貢獻不超過5%②，因此，四川省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消費拉動。而投資與消費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傳導機制，二者關系協調與否，從短期來看，會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當前宏觀經濟的穩定；從長期來看，則會影響該國家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1978～2010年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為研究對象，立足于投資、消費內部結構的視角，構建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理論模型，探討四川省投資、消費內部結構及各細分項目對經濟增長的產出效應，并進一步考察四川省投資、消費發展的協調性。

二、文獻綜述

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為宏觀經濟領域的學者們所關注，國內外學者針對該領域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Etsuro Shioji用Panel Data模型就美國和日本地區公共資本對產出的動態影響作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公共資本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產出有顯著影響，并且產出系數在0.1～0.15之間[1]。Jakob B.Madsen采用Granger-Sims因果關系測試方法，探究了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的分析結果認為投資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關系，并且指出增加設備和機械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方法[2]；然而，M.Blomstrom、R.E.Lipsey和M.Zejan（1996）卻得出了與Jakob B.Madsen文中差異較大的結論，他們對經濟增長與資本形成之間的因果關系作了論述，文章實證結果顯示，經濟增長促使資本形成的作用大于資本形成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固定資產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經濟增長與固定資產投資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3]。J.W.Fedderke和P.Perkins則認為在基礎設施建設的生產性公共支出在促進經濟增長和鼓勵私人投資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以1875～2001年南非經驗數據為例，檢驗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與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南非經濟增長的結論[4]；近年來，F.Ozkan、O.Ozkan和M.Gunduz在Engle-Granger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基礎上，對土耳其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住房投資、私人住房投資與國民生產總值GDP之間的關系作了實證檢驗，結論認為基礎設施建設與住房投資對GDP有直接影響作用[5]。

相對于國外的研究，目前國內學者在對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中著重探討了三者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吳忠群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確定了我國合理的消費率、投資率、消費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并對消費率和投資率進行了國際比較，論述了我國經濟增長、消費和投資發展的歷史軌跡，認為投資、消費都有一個政策作用空間，宏觀政策的力度不宜超出這個區間[6]。徐鈞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投資增長是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結論顯示隨著社會資本存量增加，投資的產出效率會越來越低，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長期必然選擇[7]；段忠東等[8]、閆海春等[9]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分別對廣西和湖南投資、消費、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了檢驗，認為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間有長期或者短期的因果關系；作了相似研究的學者還有劉金全等[10]、吳緒亮等[11]、李鳳升等[12]，他們的研究結論大多認為，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三者之間互為單向或雙向的因果關系；王云等運用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考察了我國居民消費、固定資產投資變動和經濟波動之間的動態關系，根據他們實證分析所得出的結論顯示，盡管我國居民消費、固定資產投資變動和經濟波動之間存在正動態沖擊效應，但持續性不強[13]；宋麗智則認為當數據具有小樣本特性時，運用傳統漸進理論進行統計推斷的正確性和可靠性值得懷疑，因此，他采用了適用于小樣本的bootstrap仿真方法，以1980～2010年數據為基礎，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做了實證分析，協整分析表明兩者間存在長期關系[14]；李靜對山西省城鄉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作了回歸分析，得出居民消費比投資更能拉動經濟增長的結論[15]。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立足于不同的視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作了大量研究。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目前絕大多數學者研究的只是總投資、總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與作用機制，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資、消費細分項目都是沿著相同的路徑影響經濟增長的，因此，加強對投資、消費細分項目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對今后制定科學有效的經濟政策至關重要。故本文將根據樣本數據的可得性，對四川省總投資、總消費進行細分，分別從公共投資、私人投資、居民消費、政府消費以及它們所包含的細分項目入手，估計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聯合產出效應，并根據投資、消費各細分項目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分析四川省投資、消費內部結構及各細分項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進而尋找四川省當前投資率不斷上升和消費率增長緩慢的原因，并進一步考察目前四川省投資總體過度中是否存在著局部不足，消費總體不足中是否還出現了局部過度？為四川省在“高投資、低消費”這一現狀下經濟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發展提供合理的解釋，并為相關決策部門今后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投資、消費宏觀調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經濟區經濟實現高速、穩定、可持續發展進言獻策。

三、四川省投資、消費的內部結構及發展現狀

（一）投資現狀及內部結構

本文依據投資主體的不同將投資劃分為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16]，并結合四川省統計局工作人員的建議，按主要行業分類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劃分。其中公共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領域和行業，包括：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地質勘查業和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等公共部門；私人投資則主要集中在一些競爭性行業，是市場經濟中私人部門的基本組成部分，包括：農林漁牧業、采掘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和金融保險業[17，18]。私人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進入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特定領域和行業，因此，按主要行業劃分的固定資產投資可以將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比較有效地區分開來，二者的界限明確，所得出的關于一個地區的公共投資與私人投資的結論也是相對客觀真實的。根據以上劃分標準，1978～2010年四川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情況如圖1所示①。

（二）消費現狀及內部結構

為了更詳細地分析四川省消費投入中的各細分項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選取的消費內部結構的劃分標準是：最終消費=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城鎮居民消費。1978～2010年四川省最終消費現狀和內部結構關系如圖2所示。

（三）1978～2010年四川省投資率與消費率本文中投資率是資本形成總額與地區支出總額的比值，消費率是最終消費與地區支出總額的比值。走勢分析

四川省經濟主要依靠投資和消費拉動，本文分別計算1978～2010年四川省的投資率和消費率，分析近32年間投資、消費對四川經濟貢獻度的變化情況。

如圖3所示，1978～2010年以來，四川省投資率呈震蕩上升趨勢、消費率呈震蕩下降趨勢。投資率從1978年的25.72%增長到2010年的53.65%，而消費率則從1978年的74.12%下降到2010年的50.10%，下降幅度較大。并且通過與錢納里標準結構錢納里標準結構是錢納里利用101個國家1950～1970年間的統計資料進行歸納分析，構造出一個著名的“世界發展模型”，由發展模型求出一個經濟發展的“標準結構”，即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所具有的經濟結構的標準數值。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經濟結構與之相對應。的比較，四川省投資率自改革開放以來每年都高于錢納里投資率標準值，甚至在一些年份，實際投資率高達標準值的3倍，消費率也一直低于錢納里消費率標準值。此結論引自課題組前期研究的成果《四川投資于消費不平衡增長研究報告——基于1978～2010年代表省份數據及錢納里標準》，已發表于《調研世界》，2012（5）：8-13.[19]因此，可以看出經濟轉型期以來，四川省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問題，投資與消費出現不平衡增長。

然而與傳統經濟理論相悖的是，四川省在“高投資、低消費”這一現狀下經濟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發展。為尋找這一現象背后的合理解釋，本文將對四川省投資、消費內部結構及各細分項目對經濟增長的產出效應做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四、變量選取、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涉及以下幾個變量：（1）經濟增長（gdp），采用四川省歷年人均GDP表示（歷年人均GDP=歷年GDP/歷年年末戶籍總人口數）；（2）公共投資（gfi），gfi=每年四川省公共投資總額（采用本文第三部分公共投資的劃分標準計算）/年末戶籍總人口數；（3）私人投資（pfi），pfi=四川省私人投資總額（采用本文第三部分私人投資劃分標準計算）/年末戶籍總人口數；（4）農村居民消費（njx），njx=每年農村居民消費/年末戶籍總人口數；（5）城鎮居民消費（cjx），cjx=每年城鎮居民消費/年末戶籍總人口數；（6）政府消費（zx），zx=每年政府消費/年末戶籍總人口數。其中，公共投資（gfi）和私人投資（pfi）均按歷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指數換算成1978年可比價格的形式；農村居民消費、城鎮居民消費、政府消費數據取自按支出法核算的地區生產總值中最終消費項目，分別用農村居民消費指數、城鎮居民消費指數、政府消費指數將農村居民消費、城鎮居民消費、政府消費換算成1978年可比價格形式。為了消除變量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本文對各變量1978年可比價格形式的人均量取對數并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實證結果。

實證研究的樣本區間選為1978～2010年，所有數據均來自1984～2011年四川統計年鑒以及由相關原始數據根據本文對變量的定義所計算的數值。其中，1979年數據缺失，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

（二）模型的設定及平穩性檢驗

為了考察四川省投資、消費內部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分別考察公共投資、私人投資、政府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對四川省經濟增長的聯合產出效應。

lngdp（t）=β0+β1lngfi（t）+β2lnpfi（t）+β3lnnjx（t）+β4lncjx（t）+β5lnzx（t）+μ1（t）（1）

模型（1）中，gdp是四川省歷年人均GDP，用來表示四川省經濟增長程度；gfi是人均公共投資；pfi代表人均私人投資；njx表示人均農村居民消費；cjx是人均城鎮居民消費；zx是人均政府消費；并對以上變量取自然對數，可以部分消除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同時，估計參數β1、β2、β3、β4、β5是對應變量對gdp的彈性系數；β0是常數項，μ1是殘差項，t是年份。

因本文的樣本數據是時間序列數據，需要首先采用單位根檢驗中的ADF（Augment Dickey-Fuller）檢驗法對序列變量（lngdp，lngfi，lnnjx，lnpfi，lncjx，lnzx）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各變量一階差分序列平穩，屬一階單整序列I。鑒于此，為了保證模型（1）回歸的穩健性和回歸系數的準確性，需將模型（1）修改為如下一階差分形式：

d（lngdp（t））=β0+β1d（lngfi（t））+β2d（lnpfi（t））+β3d（lnnjx（t））+β4d（lncjx（t）+β5d（lnzx（t））+μ1（t）（2）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本文運用Eviews 6.0軟件，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對模型（2）進行估計；具體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①劉國亮（2002）在研究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將公共投資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公共基礎設施，包括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及供應業；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第二類為社會服務及文化體育福利事業，包括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第三類為教育與科技事業，包括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第四類為國家政府機構及社會團體。

②第一產業包括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包括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第三產業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如表1中所示，模型（2）的可決系數R2為0.67，修正后的可決系數也達到了0.60，說明模型（2）對各變量觀測值的擬合程度較好；F統計量為9.72，Prob F=0.000036

公共投資（gfi）對人均GDP的彈性系數為-4.59，即不考慮其他變量時，四川省公共投資每增加1%，人均GDP將減少4.59%，也就是說公共投資與人均GDP呈反方向變動關系，與本文得出相似結論的還有何剛（2009）、劉國亮（2002）、吳麗麗（2009）。那么應該怎樣解釋這個與傳統觀點相悖的結論呢？前文提到公共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領域和行業，如鐵路、水、電、氣等行業，由于這些領域和行業有很高的進入壁壘，先期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私人企業由于資本實力薄弱往往無法進入，只能依靠政府財政和國有企業對這些行業和領域進行投資，進而形成行業自然壟斷，因此，這些行業和領域缺乏有效行業競爭，政府投資與國有企業投資的效率就會受到嚴重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一個地區經濟增長，特別是當一些行業投資已經出現飽和時，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繼續往這些行業傾斜，則會造成資源浪費、重復投資等嚴重問題，這樣的結果輕則會造成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重則會引起該地區經濟衰退；另外，當公共資本試圖進入私人投資領域時，必然會擠掉一部分私人投資而使經濟社會產出水平和就業水平受到影響，從而阻礙地區經濟發展。

私人投資（pfi）對人均GDP的彈性系數為4.81，即不考慮其他變量時，四川省私人投資每增加1%，人均GDP將增加4.81%，私人投資對四川省經濟增長起正向促進作用，而且促進作用明顯；農村居民消費（njx）、城鎮居民消費（cjx）、政府消費（zx）對四川省人均GDP的彈性系數均為正，分別為0.27、0.12、0.16，即：當不考慮其他變量時，農村居民消費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將增加0.27%；城鎮居民消費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將增加0.12%；政府消費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將增加0.16%，可見，增加消費尤其是拉動農村居民消費能夠有效刺激經濟增長。

根據模型（2）的估計結果可知，公共投資（gfi）、私人投資（pfi）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明顯強于農村居民消費（njx）、城鎮居民消費（cjx）、政府消費（zx），從而導致四川省近年出現的“高投資、低消費”狀況。為了更深入地考察四川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有必要從公共投資（gfi）和私人投資（pfi）的細分項目入手，探討投資各細分項目對經濟增長的產出效應，以便于決策部門根據所得出的結論適時調整各行業投資政策。本文將借鑒劉國亮[20]理論中關于公共投資細分項目的劃分標準，但限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不考慮第四類國家政府機構及社會團體投資①。本文將采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作為私人投資的劃分標準②。根據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兩個公共投資、私人投資細分項目對四川省經濟增長產出效應模型：

ln gdp（t）=α0+α1ln gfi1（t）+α2ln gfi2（t）+α3ln gfi3（t）+μ2（t）（3）

ln gdp（t）=γ0+γ1ln one（t）+γ2ln two（t）+γ3ln three（t）+μ3（t）（4）

模型（3）中，gdp是四川省歷年人均GDP，表示經濟增長水平；gfi1表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gfi2表示社會服務及文化體育福利事業投資；gfi3表示教育與科技事業投資；α1、α2、α3表示對應變量對人均GDP的產出彈性；α0是常數項、μ2（t）是殘差項，t表示年份。模型（4）中，gdp是四川省歷年人均GDP；one表示第一產業投資；two表示第二產業投資；three表示第三產業投資；γ1、γ2、γ3表示對應變量對人均GDP的產出彈性；γ0表示常數項，μ3（t） 表示殘差項，t表示年份。各變量均采用人均量，數據來源及處理、平穩性檢驗同上文相關內容所述，各變量水平序列不平穩，一階差分序列平穩。因此，對模型（3）和模型（4）取一階差分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表2可知，模型（3）和模型（4）的可決系數都在0.5～0.6之間，說明模型對各變量樣本值擬合程度較好，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結構性影響；在給定的5%顯著性水平下，模型（3）和模型（4）的F統計量也非常顯著，表明模型的穩定性較好，各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也較為準確。

模型（3）中公共投資細分項目公共基礎設施投資（gfi1）、社會服務及文化體育福利事業投資（gfi2）、教育與科技事業投資（gfi3）對四川省人均GDP的產出系數分別為0.10、-0.12、0.31；即，在其他變量固定的情況下，gfi1每增加1%，人均GDP將增加0.10%；gfi2每增加1%，人均GDP將減少0.12%，這里又出現了和模型（2）中公共投資對人均GDP產出彈性為負的情況，除了在模型（2）中的解釋外，本文認為對社會服務及文化體育福利事業的投資，其目的在于提高社會大眾的福利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很難在當期直接對一個地區GDP做出貢獻，反而對一個地區的GDP造成消耗，gfi2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一個時滯期，也許要在以后幾期才能體現出來，因此，在當期gfi2對GDP的影響就有可能為負，劉國亮（2002）估計的社會服務及文化體育福利事業的產出系數也僅為0.03，得出了該項目對地區人均GDP影響不大的結論；gfi3 每增加1%，人均GDP將增加0.31%。

模型（4）中私人投資細分項目第一產業投資（one）、第二產業投資（two）、第三產業投資（three）對四川省人均GDP的產出系數分別為-0.09、0.31、0.20；即：當其他變量不變時，第一產業投資每增加1%，人均GDP將減少0.09%，說明四川省第一產業投資已呈現過度，不宜再繼續加大投入；第二產業投資每增加1%，人均GDP將增加0.31%；第三產業投資每增加1%，人均GDP將增加0.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細分項目對四川省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存在顯著差異，通過研究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內部結構對四川省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可以從更微觀的角度分析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產出效應，各個行業是投資過度還是投資不足一目了然，研究結論更加客觀清晰，更有針對性，便于決策部門適時調整產業政策，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立足于投資、消費內部結構及其細分項目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視角，構建了與之相對應的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產出效應的理論模型，對四川省1978～2010年間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通過回歸分析得出，四川省公共投資（gfi）總體過度中存在局部不足；私人投資（pfi）目前對經濟增長起正向拉動作用，且私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大于公共投資。將公共投資進一步細分，發現公共基礎設施投資（gfi1）、教育與科技事業投資（gfi3）對經濟增長起正向促進作用，仍有進一步增加投入的空間，而社會服務及文化體育福利事業投資（gfi2）由于存在時滯等原因，若進一步增加投入將對經濟增長起負向作用。將私人投資細分后顯示，第一產業（one）領域的投資已出現過度，應避免繼續盲目增加該領域的投入。此外，本文認為，四川省消費投入呈現總體不足。農村居民消費（njx）、城鎮居民消費（cjx）、政府消費（zx）對四川省經濟增長均起正向促進作用，促進作用最強的是農村居民消費。但從產出彈性來看，各消費細分項目要遠遠小于公共投資、私人投資，這又表明目前四川省消費投入的增加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小于投資的增加。本文為四川省當前投資率不斷上升、消費率緩慢增長，以及在這一現狀下經濟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長從一個新的視角提供了合理解釋。

基于本文的實證結論，為使相關決策部門今后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投資、消費宏觀調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經濟區經濟實現高速、穩定、可持續發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公共投資由政府和國有企業來引導有其客觀必然性，就四川省而言，決策部門應在各個公共投資領域逐步找到一個平衡點，根據四川省經濟和各產業發展的客觀要求，適時調整各公共投資行業的投資比例，比如可以適當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例，提供足量多的公共產品，提高地區交通條件，改善民生；另外，加大教育與科技事業的投入也有助于人才培養和科學技術發展，豐富的人力資源和領先的科學技術能夠為地區經濟增長帶來持續的高回報；同時，公共投資要力爭做到嚴禁資源浪費，避免重復建設投資，要適當控制投資大收效小行業的投資規模，盡力實現公共投資領域資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此，公共投資才能夠對地區經濟增長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私人投資相對于公共投資，它的特點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格局下更具有投資效率，應加大私人投資領域的投資力度。在新時期，四川省政府財政應對農、林、牧、漁業做出適當傾斜，加大對“三農”的各項補貼，積極推進農業向機械化、專業化、規模化邁進，提高農民收入，確保人民群眾“米袋子”、“菜籃子”充實，保障國計民生。同時，結合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事實，適當增加工業投資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四川省現階段應大力發展工業，積極招商引資，可適當放寬政策限制，特別要引導私人資本進入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限制民間資本過多進入產能過剩行業，走出一條適合四川省經濟發展的工業化路子。四川省第三產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較低，參照西方各國經驗，四川省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加強文化、旅游、餐飲、房地產、金融保險、計算機及軟件等服務行業的建設步伐，同時應對這些行業做到有效監管，防止由于這些行業的局部波動影響到四川省經濟穩步發展。在加快私人投資領域建設的同時，要促進三次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適時調整各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防止相關產業投資過度，力爭依靠三次產業的協同作用帶動四川省經濟可持續發展。

消費是促進四川省經濟高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省一度存在居民消費不足的情況，其中消費意愿不足和消費能力不足是制約四川省居民消費偏低的兩個重要原因。鑒于此，四川省應立足于擴大就業面，改善就業結構，以此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并促進四川省居民消費能力提高，改善居民消費結構和消費質量；另一方面，應積極營造寬松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意愿，首先應加快完善醫療、養老、住房保障、失業保障等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穩定居民收入和支出預期，減少預防性儲蓄；其次，四川省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比如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優惠政策，加大優惠力度，同時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加大查處假冒偽劣產品力度，鼓勵農村居民消費。最后，鼓勵各級金融機構放寬居民消費信貸政策，適當降低貸款利率，為居民現階段消費提供保障，拉動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對四川省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拉動作用，但政府消費應有節制，要規范消費用途，政府所有的消費項目均要納入政府財政預算收支年度計劃，嚴格監管“三公”經費的使用情況，避免政府財政支出鋪張浪費和個別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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