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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演變過程范文第1篇

關鍵詞：儒商 精神 嬗變 儒家

引言

儒商積極倡導以儒家理念去經商，大力強調以儒家宣揚的誠信仁義等倫理道德作為商業經營的基本指導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濃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能夠有效地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保障商業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目前，商業領域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的欺詐之風日盛，損人利己、爾虞我詐的不正當競爭時常發生，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的商業經營秩序，市場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嚴重的道德危機。在商業道德普遍滑坡的情況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和廣泛探討。積極倡導弘揚儒商精神，大力培養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層次經營管理人才，成為時代和社會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樣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時？其涵義歷代有無變化？這些都是必須首先要明確的重要理論問題，值得進行深入探討。所以，為了對儒商精神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和準確的界定，必須從歸納、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對儒商精神進行客觀的歷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變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孕育濫觴期、發展形成期、西化轉型期、現代重塑期。

孕育濫觴期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文化創新和發展處于一個百家爭鳴的鼎盛階段，儒家學說應時而生，并和商業經營內在地融合起來。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的逐步結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為楷模的儒商，如子貢、范蠡、白圭等。他們進行商業經營的主導理念都在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學說，能夠取利不忘義、周急濟貧，具有智、勇、仁、強、信等基本商業素質和倫理道德規范，強調商德乃“萬利之本”，反對巧取豪奪、坑蒙拐騙，從而為后世儒商提出了許多經典的經營之道，初步規定了應當遵循的倫理準則、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由此開創了注重以德經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這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儒家學說的創立和儒商的出現，儒商精神開始在商業經營中被倡導。不過，當時儒家思想和商品經濟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影響的范圍程度還較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還處于孕育濫觴的萌芽時期。

發展形成期

（一）潛在發展

自秦統一中國，由漢至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統治的正統主流思想，其先義后利觀被極端化為重義輕（賤）利論，此時儒者被視為道德高尚、博學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則被視為唯利是圖、道德卑下的小人，“重農抑商”的理念被奉為金科玉律，統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經營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打擊。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儒”與“商”幾乎成為兩個截然對立的范疇，難以較為順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觀生態環境，只能在夾縫中緩慢生長，儒商精神也由此進入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潛在發展時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鼎盛時期，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人們的輕商思想日趨淡化，重商意識開始興起，儒士已開始重商，商人也明顯地表現出好儒傾向，相互之間的轉變和融合逐步變得普遍，同時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開始逐步崛起。在此情況下，社會上涌現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儒商，他們在商業經營活動過程中力行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主張以德為商，不僅講究誠信無欺、貨真價實，而且堅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追求義利兼得，同時急公好義、熱心公益，能夠仗義疏財、樂善好施，“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此外他們還非常注重以和為貴、團結互助，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互助會和行會的大量出現。唐宋商人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積極倡導儒家道德規范和倫理準

，為儒商精神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從而儒商精神開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興盛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儒商”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壯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明清儒商，將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用來指導商業經營活動，把儒家仁義作為立身之本，遵循以義制利、誠信無欺、公平守信、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等一系列商業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從而樹立了與儒家道德價值觀相符合的經商理念，實現了儒與商的溝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商精神。這些基本規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難以達到的，而明清儒商則完全具備了這些條件。明清儒商從形式上看是“儒而從商”、“賈而好儒”、“亦儒亦商”，從實質上看則是“用儒意以通積聚之理”，“以儒學飾賈事”，實現了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法則在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方面的高度統一和有機結合。由此可見，隨著明清儒商的日益發展壯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現成熟興盛的態勢，不僅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導和宣揚，被廣泛地融入到商業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充分體現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氣質和風貌，從而提高了其整體素質，使其商業經營活動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西化轉型期

以后，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和“西學東漸”的影響下，隨著儒商的近代轉化，儒商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傳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強調以儒經商，用儒家思想進行企業管理，更為凸顯重道德、重和諧的經營理念，構筑了以儒家理念為核心的企業精神。根據時展和經濟現實的客觀需要，近代儒商又對傳統儒商精神想進行了合理揚棄，賦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內涵。例如，在作為儒商精神核心的義利觀方面，由傳統儒商精神的“先義后利”或“重義輕利”，轉變為了“義利并重”、“義利統一”；在誠信方面，由依靠傳統道德維系的倫理信用觀，進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約信用觀，突出了法制意識，使商品交換行為建立在更規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礎上；在終極目標方面，強調“經世濟民”的價值追求，把商業活動與民族救亡、富國強兵等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自己的商業利益和民族利益、國家的整體利益相統一，充分體現了崇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 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對西方商業精神也由鄙視、排斥、抵觸轉向有條件的正視、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學習、借鑒和運用了西方科學的商業經營管理理念，從而把傳統儒商精神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備了作為科學商業精神的應有特征。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不僅扎根于中華大地，而且開始沖出國門，從中國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尤其對中國港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國商人和海外華裔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可見，轉入近代，儒商精神進入了一個西化轉型期。在繼承傳統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將其與西方商業經營意識相融合，從而構建一種適應近代商品經濟要求的儒商精神，成為近代儒商精神發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雖然是在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轉型而來，二者之間具有自然繼承的某些明顯痕跡，但它已經突破和超越了僅僅作為經驗和習慣的傳統儒商精神，實現了傳統儒商精神的升華和自我改造，從而把儒商精神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經濟條件下所具有的時代特征。

現代重塑期

“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儒商群體開始形成并逐步壯大興盛起來。他們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吸收了其合理內核，并自覺地將其滲透到自己的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積極倡導以仁為本、以和為貴、以義取利、誠實守信、自強圖新、勤儉廉潔等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大力宣揚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勤勉敬業的職業精神、人本主義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識、熱心公益的仁愛精神、經世濟民的商業理想，嚴格遵循節儉寡欲的自律準則、以義馭利的經營原則、誠信為本的行為規范。以上商業經營原則和指導思想，都成為現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內容。

此外，現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現代商業經營管理思想的精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將儒家思想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有機的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和平競爭、

共謀發展的共贏意識，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趨時應變、科學決策的經營觀、以和濟爭的善意競爭意識以及標新立異的創新精神等，充分顯示出了一種全新的儒商精神，構成了現代儒商精神所獨特內涵。

這一時期，儒商精神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進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商人、海外華僑商人，揚棄了舊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規避了西方商業精神的弊端，將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進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與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相統一的現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來，儒商精神在歐美一些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并被人們普遍認可，從而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在此情況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實現全球化，形成一種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國際儒商學會的成立和首屆世界儒商大會的召開，就是這一階段開始的顯著標志。21世紀的儒商精神，應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見，隨著現代儒商群體的壯大興盛，儒商精神也進入了革新重塑期，開始由傳統形態進一步向現代形態轉變，在傳承、革新、轉型等一系列重大過程上進行了自我演進與發展，在揚棄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匯了西方商業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現代科學理性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從而實現了儒商精神的升華，形成了一整套同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富有較強包容性、繼承性和鮮明創新性、時代性特質的現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結論

儒家思想在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它在儒商長期的商品經營實踐過程中從萌芽到逐漸形成，又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化，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和品質特征，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業經營活動的互相溝通、結合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儒商精神跨越歷史的隧道，隨著儒家思想、商品經濟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變，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大致說來，儒商精神經歷了先秦的孕育濫觴、秦漢的潛在發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國時期又開始了西化轉型，而在“二戰”以后，儒商精神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得到了進一步的揚棄和優化，實現了現代重塑。儒商精神的變遷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商業經營獲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轉變過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優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內核，在今天仍充盈著活躍的生命力，對現代商業經營活動具有積極的理論借鑒價值和實踐指導作用。當代商人應當大力倡導和弘揚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會地位和名譽聲望。只有這樣，商業經營才能夠獲得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強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場交易活動中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實力和明顯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市場占有率，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1.張大紅.儒商倫理與現代中國企業家精神[d].湖南師范大學，2003

2.尹砥廷.論儒商[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

儒家思想演變過程范文第2篇

中國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文化是在中國數千年的發展歷史中，隨著社會的變化而逐漸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種文化。在這些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地已經得到社會的認可，并得以推廣。本文以人民版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為例，闡述了儒家思想的演變過程及其在各個歷史時期對社會變化的影響，并對高中生吸取儒學精髓為我所用提出要求。

一、孔子與“仁禮”之說

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仁、禮”為主要代表，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在高中歷史教材必修三中是這樣闡釋的：“仁”可以看作是“仁者愛人”。抑或者是“克己復禮為仁”。這實際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仁者”是指充滿慈愛之心，善良的人。那么“仁者愛人”則是要協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宗旨，并且要重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的內在道德修養。“克己復禮”是指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使其符合“禮”的要求，即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樣的仁學在塑造漢民族的性格上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也正是因為如此，才使得漢民族的文化能夠得以保存延續下來，構成現階段的一種頗具特色的文化結構。孔子的“禮”則是要維護“周禮”，“禮”的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的“仁”是為了維護“禮”，維護以“周禮”為代表的氏族統治體系。這里說的氏族體系，是以血緣為基礎，以等級為特征的氏族體系。維護或者恢復這種體系是“仁”的根本目標。儒家所謂的“修身治國平天下”正是完全體現這一觀點。“修身”可以理解為“仁”，是一種內在的心理依據，“治國平天下”則是“禮”的表現，為的還是維護統治者的統治。那么怎樣才能達到“修身”的效果呢，這就不得不注重對個體人格完善的要求，便要求強調學習和教育，從而獲得各種現實的及歷史的知識，由此，又使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至今還具有深遠意義的教育觀念，即“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等觀點。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以“性相近，習相遠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為例做了論述，一方面，強調學習知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是提醒我們高中生要重視自我意志的克制和鍛煉，要主動地嚴格要求自己，約束自己。最終使自我修養和歷史使命感融為一體，從而達到了人格中的“仁”的新高度。這也使得孔子成為代表中華民族的偉大教育家，思想家，幾乎成為中華文化的代名詞。在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中，強調孔子學說是指“在人人道德自覺的基礎之上建立一個禮樂文明的社會，注重政治和人事”，這也是在說孔子強調要用自身的“仁”去完成社會的“禮”，告誡高中生要重視自身的道德文化修養。同時強調孔子開創了私學之風，將其思想主張貫徹到高中歷史教學之中。

二、孟子與“仁政”學說

在孔子之后，孟子則成為儒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他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提出了“仁政”，主張“民貴君輕”，這正是將孔子的以“仁”釋“禮”學說，即將外在的社會規范化為內在自覺意識這一方面，發揮到了極致。這也使得孟子“亞圣”的地位沿襲了兩千年。孟子之所以沒有像孔子那樣以“仁”釋“禮”，是因為在戰國時期，氏族制度已完全遭到破壞，孟子在此基礎上，直接提出了“仁政”學說。在高中歷史教材必修三中，敘述了孟子強調“仁政王道”的思想，就是說王者的政策實施必須與廣大“民眾”的利益相關聯，即“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在這里的“仁政”，核心就是得民心。這里的得民心是指與人們的現實物質生活相聯系，并把它作為“仁政”思想中最為主要的內容，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中則評價這種觀念為“中國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礎。”孟子還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孟子“治國平天下”的基礎，這是在強調一種心理原則――“不忍人之心”。孟子把儒學的關鍵抓住并突出了，使其與墨子的兼愛，韓非的利己，老子的無為而治明確的分割開來。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則是孟子的“性善論”，即認為人之所以能夠區別于禽獸在于人先天的具有“仁、義、禮、智”這四種內在的道德素質品德，這就是著名的“四端”說。人的這種性善，是通過在現實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情感被證實的。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先天的善，也是需要后天的學習努力去培育的，否則，這種先天的善，仍然會被掩埋。對于孟子而言，后天的一切學習與努力，都是為了去發現自己本身存在的善，為的是更進一步地去拓展內心的善，這就是“存善”。孟子強調，這是一種可以發揚的內在道德情感。

三、荀子與“性惡論”

與孟子觀點相對的，則是戰國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可以說是上承孔孟學說，下接易庸，廣泛吸收各家思想精華，開啟漢儒，是中國思想界從先秦到漢代的一個關鍵人物。高中歷史教材必修三敘述了荀子的“性惡論”。荀子主張“性惡論”，這種性惡是指，人生下來本性是“惡”的，但是通過后天的學習，“惡”也可以變為“善”。荀子的“學”是為了改造人性的“惡”，是在強調外在規范約束的重要性，注重客觀現實的任務改造。孟子的“學”則是為了擴展人性的“善”，注重的是主觀意識的自我修養。同時，荀子還強調“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這就是說，人要與自然奮斗才能生存，人能夠主宰萬物，與天地并立。在荀子這里，“天”不是有人的意志的神，是客觀存在的大自然。所以我們要順應客觀的自然規律，重視農業生產。這就是說，事在人為，我們不需要去探究“天”的奧秘，只要弄清楚人的規律就夠了。荀子要求的是了解和重視與人事相關或能用人事控制和改造的自然，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要順應自然規律，強調客觀規律的重要性。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荀子還強調“禮”。荀子的“禮”同孔子的“禮”大有不同，孔子不主張打仗，荀子卻注重“刑政”的重要性，并稱“禮”“法”，這也成為荀子區別于孔孟的最基本特色。這也使得“禮”成為荀學的核心觀念。荀子的“禮”是客觀存在的歷史產物，是人作為族類之所以能存在所必需的，是整個社會的禮法綱紀。在荀子看來，內在的仁義道德必須通過外在的規范才有可能存在。荀子心中的“禮”，不僅僅從氏族貴族統治者們的個體修養出發，而是從整個社會道德的規范中出發，強調的是整體的禮法綱紀。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中指出：“他（荀子）認為，學習的最高目標是把握禮”，這個“禮”就是指整個社會的法律規范。

四、董仲舒與儒學獨尊

儒家思想到了漢代，則演變成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這一時期的儒學是儒學發展的新階段，為構成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起了重要的作用。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指出，董仲舒的貢獻就在于，他最為明確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論同戰國以來的陰陽五行說結合起來，使得儒家有了系統的政治倫常綱領，形成了自漢代以來的，以儒為主，儒學獨尊，融合各家學說而構成的儒家新時代。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特別指出，董仲舒強調“天人感應”，這里的“天”指的是陰陽五行，“人”指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說，人的意志是依賴自然的天的五行陰陽來呈現出來的。著重指出了人要對天的服從，要根據天的旨意來實行政治制度，處理人際關系。“天”的意志和主宰作用與客觀現實規律相結合。作為具體存在的人的形體和社會等級及倫理制度，都是“天”在世間的推演。董仲舒將自然事物倫理花，把自然的天賦予了人的意志和感情，就是為了強調王朝統治也就是社會秩序與自然規律相聯系而和諧存在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董仲舒提出這些的目的，都是從理論上證明當時君主專制的絕對權威和君臣父子之間的嚴格的統治秩序。正因為這樣，他的觀點才可以得到漢武帝的認可，使得儒家的地位由此開始提升。誠如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所說：“儒學地位上升的同時，漢王朝也開始重視思想、文化和教育的發展，這對民族歷史文化的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宋明理學與儒學新發展

宋明時期，理學的出現與逐步成熟，使儒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和程頤是理學的開創者，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要“存天理，滅人欲”，在理論上肯定了自然的生存發展，同時也要禁錮、壓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這里的“人欲”，指的是一切不符合社會行為規范的欲望，“天理”是作為普遍規律無處不在的。在朱熹的“理”的世界里，道德行為具有法規似的普遍性，在整個倫理行為中，具有普遍的使用規律。同時，“格物致知”則成為達到道德意識的必由之路。朱熹重視“三綱五常”，認為儒家干預政治的關鍵，就是要設法“正君心”。因為只有君心正，綱常才得以正，百官才得以正，然后才能國治天下平。王陽明發展并繼承了陸九淵的心學，并建立了系統的心學理論，是心學的集大成者。他強調“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陽明的“心”，在這里是說純道德本體意義上超越了的心。這實際是把一切道德歸結為個體的自覺行為。王陽明的心學強調感性的傾向，并由之導向自然的人性論。對此，高中歷史必修三教材進行了詳細的闡釋。

儒家思想演變過程范文第3篇

關鍵詞：忠；義；內涵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7—0019—01

一、忠義觀的變遷

“忠”的內涵在傳統文化中有一個演變過程。忠君思想最早是由孔子提出來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誠心以為人謀謂之忠，故臣之于君，有誠心事之，亦為之忠。”隨著封建君主專制的日益強化，君主論被推向極端，至宋展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絕對境地。“五常”之“義”本意是“宜，適宜”的意思，《釋名》：“義，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儒家對“義”的含義作樂道德化的限定，把“禮”作為“義”的標準，把凡是符合“禮”的規定，服從或有利于宗法等級秩序規定的思想言行稱之為“義”。

關于“忠”“義”連綴現象產生的時間，葛楚英與叢彬彬兩位學者在論述《水滸傳》的忠義觀時均曾涉及。葛氏認為“《論語》和《孟子》里沒有‘忠’、‘義’二字連綴現象，漢以后這種連綴的現象才逐漸多起來”，基本認定最晚至漢代已經產生了“忠”、“義”連綴現象。此時的儒家思想已經經過統治者改造利用，逐漸成為控制民眾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其“忠義觀”已和其本義大相徑庭。

二、“忠”“義”屬于不同的性質、不同的范疇

（一）例證

《水滸傳》中的“義”與儒家之“義”有本質的區別，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而《水滸傳》中晁蓋以武力手段劫得生辰綱這筆不義之財，自認為是義舉，是“義”而富，而從儒學的觀點看來這是不仁的、不道德的，可見晁蓋心目中的“義”是殺富濟貧、殺無道以就有道，但顯然與孔子之“義”背道而馳，是不屬于儒家范疇的。由此可見，“忠”與“義”有著本質的區別，此中的“義”固然有一諾千金、路見不平、義薄云天等積極的內涵，然而因其浸染了濃重的江湖氣乃至匪氣而發生了性質上的根本轉變。

（二）定性分析

1、“忠”經歷了統治者改造變形，摻入了民間思想，具有了復雜性，但從歷史的縱向來看屬于儒家范疇。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忠”有著肯定人的善念的成分，但隨著不斷的改頭換面，已失去了鮮活的生命力，由于只是統治者的工具，具有虛偽的一面而不為熱愛真誠自由的民眾所接受，不實用于底層階級，在民間失去了受眾。

2、“義”在本質上應屬于民間思想范疇，是民眾自發形成的社會規范，它真誠實用，是適用于“江湖”這個圈子的普遍準則，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人的個性和價值，代表了一種陽剛凜冽的人生態度，反映了人之為人最為真實的精神訴求，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人文主義思潮的萌起。然而與此同時“義”由于是民眾自發形成，不嚴謹不成體系，因而具有狹隘性、排他性、隨機性、地域性、盲動性的特征。

綜上所述，“忠”“義”分別代表的分別是統治階層和特定的下層群體的價值觀，它們只能維持表面的平衡，一旦發生正面的利益沖突，就會產生尖銳的、你死我活的斗爭。

3、忠義觀在宋江身上的集中體現

宋江是江湖和廟堂的一個中間人，是剖析《水滸傳》悲劇的最佳切入點，是一個欲調和“忠”“義”矛盾的理想主義者，他最終的失敗也充分說明了“忠”“義”的不可調和。

最初在宋江身上，“忠”“義”看似統一：他既一心忠于朝廷，同時又愛結交江湖豪俠，急人所難，助人為樂，可謂忠義兩全。然而他效勞的朝廷不能容忍“俠以武亂禁”，而這些江湖豪俠顯然也不會安分守己，“忠”和“義”的統一在宋江身上只是暫時的，而決裂對抗才是常態，顯然“不共戴天”。

三、基于“忠”“義”矛盾來分析《水滸傳》悲劇形成的原因

結論：由上可知“忠”“義”不可彌合的矛盾在實質上是相對立的兩個階層凸現出的價值觀的對立和矛盾，因而《水滸傳》的悲劇實質上是一種畸形的體制的結果，是等級分明的體制催生出的“上”與“下”的疏離乃至對立。其管理思想是將被管理者壓制在一種沉悶的、微妙的平衡中。而這種壓制和平衡，毫無疑問，嚴重戕害了人的個性和價值，阻礙了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而《水滸傳》的梁山聚義無疑是對這種壓制而展開地悲壯的反抗。

參考文獻：

[1]毛宗崗批評本〈水滸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

儒家思想演變過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傳統服飾元素；服裝設計；應用

中圖分類號：J0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115（2014）03-101-1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社會已經進入全面西化階段，服裝業也受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當前已是西方服裝占據絕對優勢，很多服裝設計師為了獲得關注或認可，一味進行西方服裝設計，完全拋開了我國所流傳下來的傳統服飾文化，這不僅僅影響人們的著裝、審美，還影響著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近年來，人們對傳統服飾的關注逐漸增多，但很少有成功的設計師將傳統服飾與現代服裝真正結合起來。須知，服裝的背后是文化的醞釀，這些服裝設計師都忽略了文化，他們所設計的衣服僅僅只是在舞臺上有一定的視覺效果，卻不能成為潮流真正的走入人們的生活，歸根到底，就是文化的缺失。那什么是我國傳統服飾的元素？又該怎樣將這些元素使用在現代服裝的設計中呢？

一、 中國傳統服飾元素特點

中國傳統服飾，不僅僅是近年來相對多見的旗袍、馬褂，古老的中國傳統服飾基本指的是“漢服”，主要是由于漢族在中國的人口最多、歷史最為悠久，漢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主要背景和主導思想，經歷了從夏、商、周直到明朝的幾千年長期演變而形成的一系列服飾的總稱。中國傳統服飾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又有著始終不變的系統性和傳承性，即：形制上屬于封閉、寬松式，如上衣下裳、深衣、襦裙，都是以肩為支點往下覆蓋全身，完全不同于西式服裝借衣服表現人體美感；色彩和諧，面料柔潤，服飾表面紋飾的象征意義極為重要，裝飾華美而繁復。這都是受中國古代長期流行的儒家、道家思想的影響而形成和完善的。

古人說生活四件事“衣食住行”，將服飾排在首位充分體現了古人對服飾的重視。我國的傳統服飾在中國傳統文化及審美的影響下，含蓄保守、遵規守矩，線條流暢、造型簡潔，通過服飾的款式、圖紋及色彩，表現穿衣者的身份、地位乃至風度。

傳統服飾的基本特點在于它是平面的、二維的，造型寬松，上下聯屬。幾千年來，無論是漢服、唐裙還是滿族的旗袍馬褂，都符合這種造型原則，通過衣著的平面遮蓋人體的立體，從根本上說是為了讓人與自然更加和諧。

另外還有不得不提的傳統服飾的色彩特點。中國傳統服飾的色彩是由道家五行文化衍伸出的五色體系，為固定寬松的衣著邊緣，采用大面積的衣身色彩，而且注重顏色本身色度而忽視光源對色彩的影響。古代時衣著的色彩還被賦予了嚴格的象征作用，有些甚至還影響至今，如黃色、大紅色等就分別代表了高貴和權富。另外還有寓意豐富的裝飾圖案，通過象征、比擬、諧音等方式，形成了我國獨一無二的傳統服飾。

總的來說，中國傳統服飾無論從造型、工藝還是裝飾、著色上都深受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通過平面化來試圖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就是中國傳統服飾的最大特點。

二、 傳統服飾元素應用原則

中國傳統服飾經過了漫長的演變和發展，形成了最適合人體穿著的服裝特點，比如款式寬松、面料舒適環保、制作工藝充滿人性等，而這些恰恰又是現代人生活最渴求的。現代服裝設計師們想將傳統服飾元素應用在現代服裝中，僅僅模仿是不夠的，必須要從文化根源理解，通過領悟中國文化的內涵和精神，將這些元素應用到現代時尚設計中才是正途。

例如中國道家思想講究“天人合一”，信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為真理，因此服飾造型也是崇尚自然，追求“無形之形”；中國儒家思想講究“禮”，教導百姓恪守禮儀，因此又推動傳統服飾追求含蓄、穩重，重視內在美。現代設計中就應該結合這些特點，力求設計出體現優雅、端莊、大方、瀟灑、平和、樸實、寬松、舒適、和諧的服裝。

具體來說，首先是服飾的造型。中國傳統服飾的造型多用直線剪裁，以衣片相連，腰身收緊而下擺增大，使得造型簡潔，飄逸流暢。這可以根據現代人生活的需要，依照傳統服飾的造型特點進行創新型的設計。

另外，就是模仿傳統服飾的色彩、面料的使用及圖案、工藝的細節。傳統服飾色彩講究多彩而斑斕，面料追求柔軟舒適，圖案寓意吉祥美好等，通過現代審美將時尚元素與這些傳統元素相融，將色彩、面料、圖案等恰到好處的使用在現代服裝上，從而更加適合現代人的生活。

三、 總結

服裝是文化的體現，如今正是我國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時機，因此傳統服飾元素在現代服裝設計中的應用顯的十分必要而且合乎潮流。作為一名優秀的服裝設計師，不僅僅是把各種元素拼湊起來，而是要通過理解服飾元素背后的文化內涵，才能做到將各種元素完美、和諧相融。服裝設計是一門藝術，只有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才可能真正實現藝術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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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演變過程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國儒家文化；古代朝鮮半島；韓國現代化；韓國當今社會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1）02-0095-1.5

中國與韓國是友好近鄰，兩國地緣相近，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關系密切。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已有近4000年的文字可考的歷史。韓國人則善于學習，總以開明的態度歡迎中國文化和現代的西方文化，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華，創造了具有本國特色的優秀文化。雖然韓國現代社會采用歐美的經濟模式，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即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本文重點探討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鮮半島的傳播，及其對韓國現代化和當今社會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一、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在古代朝鮮半島的傳播

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延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國的春秋末期，是由魯國人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創立的。儒學的歷史沿革，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重大演變過程：（一）先秦儒學。（二）秦漢儒學。（三）魏晉儒學。（四）隋唐儒學。（五）宋明儒學。

儒學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不僅對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也有深遠影響，尤其在朝鮮半島和日本，儒學已經成為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學產生后，很早就傳入東方諸國，其中最先傳入儒學的國家是古代朝鮮。因古代朝鮮地處亞洲東部的朝鮮半島（韓國人稱之為“韓半島”）北端，陸地與我國山水相連，西南與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對韓國現代化的影響

在古代，中國傳統文化在朝鮮半島傳播中影響深遠，在韓國現代化（韓國人稱之為“近代化”）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也在韓國文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有些地方與西方現代性相沖突，但是也有具備與現代性相通的成分，并具備向現代性發展的潛質。這一點，不僅體現在韓國現代化發軔期，即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奠定了韓文化基礎，而且在韓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優越性）也越來越彰顯出來，乃至影響韓國現代社會。朝鮮近代史，是以1876年朝鮮先被迫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后與美、英、德、俄訂立與此相類似的條約，朝鮮門戶被打開為界。1897年，李氏王朝國王改國名為“大韓”，1910年被日本吞并，此后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間，1884年歐美傳教士開始進入朝鮮半島傳播新教，但此時的李氏王朝是一個高度漢化了的國度，儒家經典主導著這個國家的思想和行為方式。

進入20世紀后半葉后，作為東北亞地區國家之一的韓國，其現代化的步伐明顯加快了。韓國發揮密集型技術人才的優勢，抓住機遇，緊追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韓國經濟起飛為何如此之快?固然有經濟一體化以及美國大力扶植等因素，給這個國家帶來了良好的競爭氛圍和發展機遇，但這些只是外在條件。韓國經濟發展神速，還有其內在原因。韓國經濟起飛的運作在人，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質的提高確屬內在原因之一，然而人口因素最終又離不開文化的養育，這還需要從韓國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去探究。韓國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在古代，朝鮮半島人民就大量學習中原漢文化。

到了近代，韓國在經濟上又全面學習日本，并全套學習日本的科學管理技術。到了現代，韓國又全方位向歐洲開放，特別是虛心學習美國。他們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實際是向美國看齊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又保護和弘揚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國還好，韓國在保護中華傳統文化方面有功。從小到集體的人與人之間，大到國家的愛國主義精神支柱，每一步都滲透著儒家文化的傳統素質。以儒家精華為基礎的韓國人精神及其思維模式，還強調人在社會中的關系，“群體內的和諧”與“群體外的競爭”密切結合，使得韓國國內穩定不亂，又能在國際經濟發展中大顯身手，促使其綜合國力名列前茅。

韓國學者金日坤認為，韓國經濟現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歷史穩定的儒家文化，是當今的韓國保持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傳統和秩序。韓國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參照的系統是歐美的經濟模式，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為潛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響著韓國人的意識和行為。儒家文化已經成為朝鮮半島韓國人救亡圖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精神動力。

三、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對韓國當今社會的影響

韓國是一個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韓國人稱之為“儒教文化”）為根基的國家，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在韓國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展，其文化資源被充分發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至今仍然對韓國當今社會產生很大影響。在行政、執法、敬祖、宗族、鄉校及學生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底蘊。韓國在接受中國文化之后，又將其逐漸發展成為符合本國特點和具有獨創性的文化和傳統。當今韓國現實社會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顯現出來：

（一）在思想教育層面上，儒教文化得到重視和傳承

韓國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響。由孔子、孟子創立的儒學的基本特征在整個儒教文化發展過程中都沒有改變，其原來的特征和本質在韓國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和強化。在傳承儒教文化方面，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韓國從1960年起，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學的教育科目，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傳。在初中設立的“道德課”上，要求學生在家“敬老孝親”；在學校“尊敬師長”，同學之間要“互敬互愛、團結協作”；在社會上要注意“人際關系及各種禮節”等。韓國對大學生的“國民倫理課”，其主講的“韓國傳統思想的源流”，教育學生繼承傳統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開化”的內容，也是在繼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礎上，再開化“自主自立思想”，“固本強國”。

（二）在倫理道德的層面上，儒家文化是社會和個人行為的準則

儒家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與價值的體系。它是影響韓國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文化因素。當今韓國，儒家文化價值觀念在國民精神中保持著支配地位。在當今現代化、西洋化的風潮中，韓國在東洋三個國家中仍然是一個父家長制、血緣主義最強的社會。韓國所具有的純韓國人式的性格、思維方式、行為規范皆以此為準繩。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會的基底。韓國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為“萬師之宗”、“萬世之表”。韓國每年都舉行祭祀孔子的“釋典大祭”。這不僅是教育界的意識，也是韓國民眾的意識。據韓國權威人士估計，現在韓國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韓國人的儒教倫理道德還表現在家庭內。這方面，韓國的家庭孝道堪稱一絕。韓國把孔子的“禮”和“孝”緊密地聯系起來，并落實到家庭民俗上，使家庭優秀儒家文化久經不衰。20世紀西方精神文化強烈沖擊韓國，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壘，并在東方文化的倫理體系中自我發展和完善，是韓國東方優秀傳統道德的一道風景線。韓國仍然保留著如前所述的父家長制，即使因就業的需要，時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團圓、遇事全家商討、逢節全家祭祀的民俗習慣還保持著。父慈子孝、尊兄愛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風。這些傳統儒家文化倡導的行為規范，是家庭和睦、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保證。韓國還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關系推而廣之于親友、鄰里、社會，使整個國家在20世紀先后遇到的戰爭、金融等危機面前有條不紊。

（三）在國家決策層面上，儒教文化又是處理國與國之間和對外貿易的準則

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有著極其豐富的營養，其中先秦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來佛教、伊斯蘭教、薩滿教等都是對韓文化的補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諧”、“和平”。《尚書》講的“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孔子講的“和為貴”，孟子講的“大同”等都是“和平”精神的體現。韓國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以儒家“和為貴”和“仁者愛人”的思想，凝聚民族精神，促進國家興旺發達，在處理國與國關系時力避極端。前些年，每當美、日在朝核問題上動不動就要制裁朝鮮，甚至以武力相威脅時，韓國都堅決反對，主張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實現民族和解。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來的民族精神的體現。

總而言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雖然其在五四中受過沖擊，但其合理的內核至今仍大放異彩。我們應該在指導下，剔其糟粕，吸取精華，借鑒韓國經驗，使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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