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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時，弗洛羅夫斯基獲得了金質獎章，并于1911年考入敖德薩新羅西斯克大學的歷史語文系。在大學期間，弗洛羅夫斯基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除自己的專業外，他還研究哲學史和自然科學。1916年，弗洛羅夫斯基以優異的成績大學畢業并作為儲備師資力量留校接受培養，開始在該校著名心理學家蘭格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哲學研究，并于1919年正式成為該校哲學和心理學系的編外副教授。然而，弗洛羅夫斯基只在新羅西斯克大學工作了一個學期，由于十月革命導致的蘇聯國內政治危機使得當時的科學教育活動無法正常進行，1920年，弗洛羅夫斯基舉家永遠地離開了祖國，開始了長達近六十年漂泊于歐洲和美國的僑居生活。在歐洲，弗洛羅夫斯基居無定所，先后輾轉于保加利亞索非亞、捷克布拉格和法國巴黎。

從1923年起，弗洛羅夫斯基開始在布拉格卡爾洛夫大學的俄國法律系和高等商學院講授俄國文學史，通過了題為《赫爾岑的歷史哲學》的碩士論文答辯，并開始進行神學研究。1926年，弗洛羅夫斯基應邀前往巴黎，受聘成為圣謝爾吉東正教神學院教父著作研究教研室的教授。當時與他一起在巴黎神學院共事的有很多都是俄羅斯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代表了20世紀俄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主要流派，其中包括卡爾塔紹夫、維尼阿明主教、布爾加科夫和津科夫斯基等。1932年，弗洛羅夫斯基接受了神職，其東正教神學世界觀和價值觀也最終形成。1939年夏，弗洛羅夫斯基去了貝爾格萊德，卻不巧在那里趕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整個戰爭期間他都不得不生活在南斯拉夫，直到1946年才得以重返巴黎，但教父學教研室已經被基普里安修士大司祭所主導，他只能教授道德神學。1948年，弗洛羅夫斯基移居美國，成為紐約圣弗拉基米爾東正教神學院的教授，1951年開始擔任該學院系主任職務，并著手進行學院教育體制改革，改用英語進行授課。后因教會保守勢力對改革的百般阻撓，他被迫離開神學院，于1956－1964年在哈佛大學東方教會史系任教。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弗洛羅夫斯基還積極參與普世教會運動，并當選為該運動主要機構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從哈佛大學退休后，他受邀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神學和斯拉夫學系的客座教授。1979年8月11日，弗洛羅夫斯基在普林斯頓逝世，葬于特倫頓圣弗拉基米爾大公教堂的墓地。

弗洛羅夫斯基畢生遵循圣經和教父哲學的傳統，在教父神學研究方面成績卓著，由他提出的“新教父綜合”理論已成為當代東正教的主要神學流派之一。弗洛羅夫斯基才能卓著，興趣廣泛，除神學之外，他還在生理學、古典語文學、邏輯學、認識論、歷史方法論、拜占庭學、斯拉夫學、基督教教義學、俄羅斯宗教思想史、哲學和文化學等方面都頗有建樹。其中，文化哲學問題在弗洛羅夫斯基的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他提出的帶有東正教色彩的文化哲學思想因其明顯的宗教性而在眾多文化學理論中獨樹一幟。

文化學，簡而言之，就是研究各種文化的學科。該領域內影響最為廣泛的理論之一就是“文明形態論”，又稱“文化形態史觀”或“歷史形態學”。德國著名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就是文明形態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18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西方的沒落》，并在該書中提出了這一文化學理論，創造性地將生物學的有機體概念引入到了文化研究之中。斯賓格勒把文化的形成比作一種自然變化，認為世界上各種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起伏不平的循環過程。在他看來，每一種文化均為一個有機體，都具有生、長、盛、衰等規律性和可測性的過程，也都經歷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每種文化都無法避免這一自然運動的周期命運，所以，應該把文化當作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來研究。在斯賓格勒的理論中，他把世界歷史視作一幅漫無終止的不斷形成與轉變的圖像，一幅有機生物的奇妙的成長與萎縮的圖像。此外，斯賓格勒還抨擊歐洲中心論，主張文化多元論。雖然身為歐洲文明的一員，但斯賓格勒卻并沒有從狹隘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出發，而是清醒地認識到: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我發展形勢，任何一種文化類型———即使是最優越、最強大的文化類型都無法最終將自己的模式強加于它種文化之上。他把世界歷史分成八個完全發展的文化，細致考察其各個時期的不同現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產生、發展、衰亡及其毀滅的過程。弗洛羅夫斯基對自己文化哲學思想基本理論的最早闡述體現在其參與創作的歐亞主義文集《走向東方》中題為《關于非歷史的民族》的文章里。在該文中，他首先把對文化的靜態理解和動態理解兩個方面對立起來。在他看來，“文化是不能被學會的，更是不可能被掌握和繼承的，它只能被個人力量所建立和創造。只有那些對文化進行更新，把傳說變成自己的東西，變成自己個性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對其進行重新創造的人，才能延續文化的繼承性。當歷史突變停止，意外出現新的存在形式時，文化就消亡了，只剩下一種保守落后的日常生活習慣。而這種生活習慣確實只能通過遺傳來表達。日常生活是凝固了的文化，是具體化了的思想，也正是因為如此，日常生活傳統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活力和獨立的節奏”。

弗洛羅夫斯基認為“文化傳統和日常生活傳統之間可能會發生嚴重的分歧”，在他看來，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傳統是已有形式之間傳遞和影響的媒介，如“羅馬世界的希臘化”或“現代日本的歐化”。而文化層面上的傳統則不服從于客觀決定，且具有純精神屬性。比如，美國在日常生活層面上儼然是歐洲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特性的復制品，但在文化層面上，它具有極端否定小市民習氣的傳統和希望確立個人自由的追求，而這正是美國自我意識的真正精神所在。在談到俄羅斯時，弗洛羅夫斯基則有意識地脫離開其所有的歷史多面性，把隱藏在俄羅斯最高文化成就中的東正教精神作為其主要文化傳統。在這里，弗洛羅夫斯基為揭示“文化傳統”所使用的是現象還原法。他寫道:“文化傳統是觸摸不到的，是非物質的。它的脈絡交織于人類創造性精神的深處。創造，就像日常生活傳統的相互模仿一樣，也有屬于自己的傳統。但是，這些具有創造性的文化聯系不是靠理智，也不是靠推論分析來理解的，而是靠感覺來感知的，這種感知可以將幾個世紀凝聚成一個短暫的瞬間。”［1］(P102)這段對文化哲學的描述在四十多年后得到弗洛羅夫斯基的進一步發展和明確。1964年，在一次關于古羅斯文化的研討會上，他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理解文化的總體原則和進行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論任務。其中，在界定“文化”內涵的問題上，弗洛羅夫斯基指出了此概念的雙重性。他認為，文化首先應該是一個描述性術語，是用來說明某個社會或團體的結構的。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既是動態目標和相互聯系的綜合體，又是固定習慣的集合。在任何一種文化中總有一些標準化的規則可供參考，但要想真正掌握某一種文化，只能通過實際行動，通過為實現某個具體目標而進行的積極努力。其次，他建議把文化當作一種價值體系來研究。在他看來，價值產生并積累于歷史的創造過程中，它們總是以某種特殊情境為前提的。同時，文化價值總是追求多面性和廣博性。因此，盡管文化價值在本國土壤上根深蒂固，它也可以被移植到別的國家，這樣的移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弗洛羅夫斯基還特別強調了社會和文化屬性之間的本質性區別:如果說社會有可能會走向滅亡，那么生長于該社會中的文化則可以在其他社會中永恒地繼續存在下去。在他看來，各種文化在思想、藝術、文學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偉大成就都是自給自足的，是不依賴于某個特定時間或個人的。因此，弗洛羅夫斯基賦予不同的文化類型以各自獨立的生存期限，并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是有可能得以重建復興的，因為真正的價值是永遠不會衰退的。他還指出，正是由于文化這一概念具有雙重性，文化歷史學家所面臨的任務也應具有雙重性。第一個任務是描述性的，要求研究者對其所采納的、對本社會歷史生活的某一階段有一定意義的文化價值進行認真細致的整理。第二個任務是解釋性的。在這個層面上，弗洛羅夫斯基提醒研究者謹防試圖根據某一文化所屬的社會歷史命運來對該文化進行評價。因為在他看來，文化應脫離其歷史命運，根據其自身的內部結構來進行評價。

正是以這種文化哲學思想為基礎，弗洛羅夫斯基產生了對“基督教希臘化時代”文化的永恒意義的信仰。他曾在《基督教與文明》(1952)、《信仰與文化》(1956)和《帝國與荒漠•基督教歷史的二律背反》(1957)中多次提出有關“基督教文化”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問題。他認為，基督教文化的必要性在于，信仰不只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它涵蓋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文化層面。人類的個性作為最基本的精神價值是與其形成和賴以生存的文化息息相關的。“盡管歷史只是未來世界的模糊預測，但它也確確實實是一種預測，而歷史中的文化進程與其最終發展結果有一定的關聯，盡管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清楚地分辨這是一種怎么樣的關聯。我們應該防止夸大人類的成就，但同時也不能低估人類的創造力。從人類最終命運的角度來看，人類文化的命運并不是無關緊要的”。［2］(P253)他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都對整個文化或者至少是對某些領域，如哲學或藝術中的文化持類似圣像破壞運動式的態度。他們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發，指責這些文化是純粹的偶像膜拜行為。”［2］(P257)在弗洛羅夫斯基看來，這種現象恰恰反映了20世紀普遍存在的歷史和文化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情緒的高漲在一個方面反映了時展所遇到的困境和人們對時代的懷疑，在另一個方面卻標志著哲學和神學思想上的某種進步。因此，弗洛羅夫斯基提出了一個積極的基督教“文化神學”綱領，即“新教父綜合”理論，認為俄國未來的希望在于恢復基督教文化，并創造性地利用古代東方教父的精神遺產。

在《關于非歷史的民族》中，弗洛羅夫斯基還對歷史哲學和民族自我意識中的歐洲中心主義進行了批判，駁斥了歐洲所提出的文化歷史獨特性和“父之國”的特殊作用。他認為，西方的文化自覺性已經站不住腳了，歐洲文化正在14哈爾濱學院學報2013年變成一個困難重重的“神話”。在這個“神話”中，偶然的歷史模式被過分理想化了，并試圖作為一種必然強加于別的民族。實際上，由于貧窮而缺乏歷史遺產正在變成無價的財富，因為舊文明的基礎已經變得非常薄弱，它已無力再培育出新的幼苗。在對西歐理性主義的批判中，弗洛羅夫斯基使用了俄國的思想遺產。他認為俄國的使命是“要向世界說出‘自由的秘密’，這是一種容忍，一種兄弟般的情誼，一種無所不包的全人類之愛。”［3］(P260)因此，在弗洛羅夫斯基的邏輯里，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不是簡單地通過否定所有的西方經驗從而來肯定俄國，而是一種正面積極的具有全人類關懷的態度。他這樣寫道:“這里說的不是用一個民族來代替另一個民族，不是用一種有限的特點來代替另一種特點，而是創造性地集中和聯合所有在人類痛苦的歷史經驗中積攢下來的寶貴遺產。”［3］(P263)脫離開歐洲，弗洛羅夫斯基在俄國文化，甚至在年輕的美國文化中看到了它的替代者。這種觀念的產生和這位一生漂泊的思想家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從1948年開始到生命的盡頭，弗洛羅夫斯基在美國度過了三十一個年頭，在這里他最終收獲了一個穩定安逸的晚年，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對美國有一種好感。在他看來，美國思想和俄羅斯思想存在著共同點，那就是二者都為個性、道德、歷史哲學和社會學問題深感憂慮。因此，無法在祖國實現抱負的弗洛羅夫斯基，便把自己的理想轉移到了美國。他認為，美國生活哲學的主要內涵在于克服一元的決定論，確立多元的可塑性世界圖景，在這個圖景中人類是自由的勞動者，而不是上帝的無聲奴仆。正是因為這種包容性，使他相信美國社會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可以“建立一個全球性東正教文化”，這也是弗洛羅夫斯基晚年在美國致力于普世教會運動的最大精神動力。

從以上論述來看，弗洛羅夫斯基的文化哲學理論與斯賓格勒的“文明形態論”文化學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二者都提倡把文化當作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來研究，并對歐洲中心主義進行了批判。然而，與斯賓格勒不同的是，弗洛羅夫斯基的文化哲學思想并不僅僅停留在純粹的哲學思辨層面上，他最終走向了神學，走向了“新教父綜合”———真實地復原東方教父的基督教精神遺產，并根據現實情況對其進行創造性地利用。因此，俄國傳記作家切爾尼亞耶夫曾不無道理地指出:“實際上，弗洛羅夫斯基的文化哲學和宗教哲學只不過是對霍米亞科夫、赫爾岑、別爾嘉耶夫、斯賓格勒和索洛維約夫等人的思想進行了帶有東正教色彩的重新解讀。”［4］(P7)但是不管怎樣，弗洛羅夫斯基還是給了我們另一種解讀文化的可能，這也正是他的文化哲學思想的價值所在。

作者：勞靈珊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