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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美國在歷史上是非常殘忍的,可以說是殺人世界之最,納粹都比不上。單單就殺六千萬印第安人,就知道這一點。而近些年來,美國又有機會常常表現出對人權的熱愛,對人的生命的熱愛,這是怎么回事呢?許多人誤以為是人類的文明程度提高了,人們懂事了。其實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原因,是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的,這解釋就是,殺人的成本變高了。
也就是說,如果美國能夠沒有一點損失地殺掉所有的中國人,它是一定會這么干的,把中國人象印第安人那樣殺光,然后占領這片土地?,F在美國在發展NMD和TMD,一旦這兩個東西搞成,使中國的所有導彈都成廢銅爛鐵,大刀長矛,那么美國就又要開始殺人了。
當年殺印第安人的時候,印第安人的武器完全不行,因此殺印第安人的成本極低,所以美國才會大開殺戒。而二戰以后,情況就有一些不同。首先是,殺人的成本高了,例如在越南屠殺了二百萬人,但是自己的傷亡也不小。而且,白人的特點是繁殖力不行,經常人口還是負增長,那么長期發展下去,白種人是要絕種的,當然,這是個很長的過程,大約需要幾百年,白人就已經非常少了。所以,一旦死了白人,美國人是相當地傷心的。所以才會有一個小女孩遭難全國觀注的情況,而在同時非洲大批難民死亡,報紙上可能都不見影子。
實際上美國現在也都用經濟手段來殺人,這樣殺了人,別人還不以為是它殺的。比如說當年的中國的,就完全是美國有預謀的經濟封鎖造成的。在全世界能夠挺得過美國經濟封鎖的,恐怕也就是中國了。其它國家好象都還挺不住。當然,這里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地盤夠大。如果中國的地盤四分五裂,變成幾個國家,就要大難臨頭了。而現在的非洲國家,欠美國的錢非常多,許多國家每年的總產值用來還利息都還不上,這些國家就逐漸地餓死人。
如果用戰爭手段來殺人,成本越來越高了。因為,雇一個士兵來殺人,那么本來按照經濟學的原理,這個士兵的勞力價錢應當是市面上的勞動力價錢,而殺人的工作屬于高危工作,這樣成本還會提高。但美國采用征兵制,使政府能夠用低廉的價錢征到兵,但這樣就導致沒有人愿意當兵,自然就不好好干。還有一種辦法就是通過降低殺人這項工作的危險性來降低勞力的成本,因此要搞許多自動性的殺人武器,要研究0死亡戰術。而美國人家庭觀念淡薄,因此為了自己死而讓家人發財這樣的事情是不干的。
這就與中國不同。中國人家庭觀念重,因此如果自己死了換來家庭的富裕,是會有人干的。當然中國現在勞力成本非常便宜,卻傻里瓜幾地跟著美國搞什么0死亡,就是非常愚蠢的事。中國人打仗應當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因此,美國人拿越南沒有辦法,而中國人能夠打得越南沒有脾氣,就是因為漫山遍野都是人,和中國人打游擊是無效的。
再說人權的另一個方面,就是種族歧視問題。大家知道在六十年代美國還是不能白人和黑人同乘一輛車,同上一所學。但現在已經改善多了,為什么呢?主要原因還是,再搞種族歧視,管理成本將大大提高。而在這中間,不同人種之間的通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不同的人種之間交配無可能生下孩子,黑人永遠是黑人,白人永遠是白人,那么種族歧視政策一定會長期地延續下去的。對不同的人種制定出不同的法律并無多少困難,管理起來也不難。
但是,奴隸主總是想和女黑奴開開心的,這一開心就免不了要生下一些混血兒。這樣一來,各種混血兒的出現,使得法律制定就非常困難了,因為如果為了一個人帶有多少成份的白人的基因,化驗的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各種法律的細則規定起來就太難了,勢必要大大增加管理的成本。
另一方面,有色人種給美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黑人運動員在世界體育比賽中屢屢奪冠,在戰爭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如果歧視它們,使它們不能發揮出才能,就利益最大化的計算也是個損失。
美國能不能把它們國家的有色人種都殺光呢?這里面有幾個困難,一是因為混血的出現導致識別上的困難,二是這些有色人種也有槍,那么殺光導致白人也會死不少。把有色人種都當奴隸?那樣的管理成本就更高,現在只要給他們薪水他們就會自動地來上班干活兒,而如果是奴隸,就要有專人看著他們,用槍逼著他們干活,這看管的人的成本就很高,還需要神經緊張地日夜提防著,而且被迫地干活效率也低。
回過頭來講講中國的人權問題,這也是由經濟學決定的。比如說當年秦國將趙國的幾十萬俘虜都殺了。為什么呢?是因為武器不發達的緣故。當年的打仗只有大刀長矛,如果面對幾十萬仇恨自己的人,不殺了他們,就得提防著他們,防止他們把自己殺了,如果有現代化的各種武器,殺人的效率高,也就不怕這幾十萬人有報仇的機會,反而會仁慈一些。而在只有大刀長矛的情況下,日夜提防著幾十萬人的復仇,成本實在太高。設想一下,假如你的周圍有一個人和你結了仇,日夜地想殺你,而警察國家都不管,你是不是非常狼狽?寢食難安?再設想一個情況,假如你是一名弱女子,來到一個原始社會,但你有一把手槍,可是周圍的人都虎視耽耽地日夜地盯著你,假如那個社會沒有房子,沒有鎖這樣的東西,你只能生活在野外,黑夜中一些黑影在向你靠近,能不嚇得你四處開槍嗎?而一旦打死了無辜的人,結了仇,你就更加無法睡好覺了。因此,武器的發展也是人權改善的一個重要因素。還有一種殘忍的情況,經常是出現在中國改朝換代的初期,尤其是農民起義。為什么呢?因為農民起義的隊伍在造反的階段結成一種系統結構,而在造反勝利之后就必須轉換成另一種管理性質的系統結構,正是在這種轉換的過程中發生了利益上的沖突。另外,新建立的國家系統,各種約定俗成的規則都沒有建立。而在造反時期往往沒有什么規則,因此在奪權之后,最高首領是最感覺不安全的。因為,既然他可以當皇帝,那么他直接的手下殺了他也可以當皇帝,因此最需要提防的當然是他的手下。
而他的手下也沒有什么規矩可以講,因為造反階段的規矩就不多。最高首領都不能保證他的警衛是可靠的。因此,這樣的系統需要長時間的磨合,經過一系列的大開殺戒之后,才有可能達到某種穩定的狀態。這種穩定的狀態一定是一種制約的規則,使大家你盯著我,我盯著你,而一個皇帝,通常要搞成這樣,就是說,雖然自己的直接手下可以有機會殺死自己,但最后得利的也一定不會是殺人的人,而是另外的不殺人的人,這樣各位從利益上的計算,自然就都不干殺人的事。而最高首領從一些防衛性的殺人開始,結仇也越來越多,陰謀也越來越多。如果他叫手下的一個人用陰謀搞掉另一個人,這個執行人自然會想到他會不會以后也讓別的人這樣搞他。而首領也會估計到這個執行人的這種想法,這么搞來搞去人整天的擔心受怕,就導致了心理上的嚴重變態,這樣就又會出現許多非常殘忍的事情。
所有這些,都和管理成本有關,和經濟學有關,和心理學有關,而和知識分子宣傳仁義道德沒有多少關系。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以為良知有什么用處,非常崇拜這種東西,比如說一談到人權,就扯到神學,什么“天生就有的”,“生來就有的”,哪有這么回事。其實,根本就沒有什么道德,只有經濟學上的和心理學上的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