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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保險論文范文第1篇

交易成本理論基于有限理性和投機行為的假定(威廉姆森，2004)76，其分析的核心問題在于公共服務外包過程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實質是合同風險，而合同風險是影響公共服務外包成敗的直接原因，即合同風險過高將導致公共服務外包失敗。可見，交易成本理論圍繞合同風險這一中心概念而展開，關于交易類型、服務屬性的分析實質上是判別合同風險的高低。同時，交易成本理論假定公共服務外包決策符合行為主義假設，即根據決策的后果選擇恰當的行為。交易成本理論用以區分交易類型、服務屬性的因素同質性很高，如資產專用性、測量難度、交易頻率等，其內在一致性為共同反映合同風險高低。Warner和Hefetz(2012)在分析地方政府服務外包的動因時發現，服務屬性、市場特征、財政壓力、合同管理與監管等因素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合同管理難度與服務屬性(資產專用性)相關性非常高，合同管理難度高的服務同時具有很高的資產專用性。公民利益相關度與合同管理難度、資產專用性也密切相關，與公民利益緊密相關的公共服務的合同管理難度、資產專用性也比較高。由于較高的同質性，資產專用性、測量難度等交易成本因素不是真正的外生變量，它們與合同風險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的推演，合同風險是影響公共服務外包的直接動因，如果不能解決內生性問題，交易成本因素就很難有效解釋公共服務外包的動因。需要尋找更為合適的外生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用以分析公共服務外包的動因。

二、理論模型的構建:制度與執行

(一)理論模型

直接影響合同風險的外生變量是公共服務外包的制度因素。制度經濟學認為，是否存在規范有效的合同管理、監管等相關制度，將直接影響公共服務外包的風險高低，制度缺失將導致服務外包因風險過高而失敗。相應地，制度的執行因素也會影響公共服務外包的合同風險。在公共服務供給系統中，系統結構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元系統，并不產生公共服務價值;公共服務價值的產生通過服務系統的運行實現(包國憲、王學軍，2011)。從這個意義上說，執行因素的影響比制度因素更為直接。公共服務外包屬于公共服務供給的一種模式，它具有兩個特征:權力特征和市場特征。公共服務外包并不是完全的市場化，政府仍然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責任主體，擁有一定的強制干預的權力。權力特征構成了公共服務外包監管制度的基礎，監管制度規定了行政權力的來源和行使方式，同時也保證政府責任實現的制度基礎。公共服務外包還具有鮮明的市場特征，即以協商、談判、合作、共識等市場機制為基礎保證公共服務供給(羅豪才、宋功德，2006;姜明安，2010)。合同是市場機制的核心，這就需要結合公共服務特征的專門性合同制度。分別從公共服務外包的權力特征和市場特征出發，制度因素可界定為監管制度和合同制度。監管制度是指在公共服務外包中政府對私營機構進行監管的制度。合同制度是指與政府和私營機構之間的公共服務外包合同相關的制度，如合同訂立、執行、終止的規則等。制度執行的因素主要是指政府能力，包括監管能力、專業能力等。政府能力對于服務外包的結果具有重要影響，就影響程度而言，政府能力甚至比政府組織形式更重要(KortandKlijn，2011)。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服務外包動因研究的概念模型(見圖1)。關鍵問題是監管制度、合同制度、政府能力三個變量是否影響服務外包的決策。三個變量都是通過一個“黑匣子”而影響服務外包決策，“黑匣子”揭示的正是合同風險這一內在因素。實證研究只關注是否影響服務外包決策，但并不關注如何產生影響的路徑問題。“黑匣子”的意義在于輔助分析幾個因素的影響。

(二)理論假設

根據理論模型，本文提出三個研究假設:假設1:監管制度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正向影響。公共服務外包并不改變政府的責任，服務生產由私營機構負責，但監管和擔保責任仍然由政府承擔。政府的監管責任能否實現，對公共服務外包的成敗具有重要影響。在公共服務外包決策時，政府須著重考慮服務外包之后的責任實現。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目標不一致性，私營機構的私利動機使其比任務導向的組織(政府、非營利組織)更具有機會行為的傾向，尤其當作為委托人的政府難以監管其行為與結果時(Wise，1990;BrownandPotoski，2003b)。因此，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管制度，以保證公共服務外包的公益性。委托理論深入分析委托人(政府)與人(私營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及由此而帶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完美的監管制度，能夠激勵私營機構披露其隱藏信息，使其做出委托人所希望的行為，從而降低合同失敗的風險(薩拉尼耶，2008)。反過來說，公共服務外包合同的失敗，其重要原因即在于監管制度缺陷及監管失效(WarnerandHefetz，2003;WarnerandBel，2008)。關于“逆服務外包”的研究發現，政府供給通常作為監管的替代或作為監管失敗的回應(BallardandWarner，2000)，這意味著，監管制度完備則政府更傾向于服務外包，反之則更傾向于政府供給。假設2:合同制度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正向影響。公共服務外包需要經過合同來實現，利用合同制度，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務外包中成為“精明的買主”、專業的購買機構、嚴密的監管者(DeHoog，1984;Dohahue，1989;凱特爾，2009)。合同制度的完備性無疑對合同風險具有重要影響。服務外包的合同制度包括服務承包商的遴選機制、簽約流程、協商談判機制等。遴選機制的功能在于選擇合格的服務承包商，這既關系到服務外包的成本節約，也關系到服務外包后的風險。極端情況下，劣跡斑斑的服務外包商必然給服務外包合同帶來極大的風險。對于公共服務外包的簽約流程，各國都有嚴格的法律規制，如嚴格規定招投標的公開性、特定情形下強制采用競爭性招投標、嚴格約束非競爭性締約等(楊欣，2007)。簽約流程越嚴密，私營機構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越小。在合同執行過程中，當內外部條件或環境發生變化時，需要對合同進行調整，這就需要合同具有良好的適應性。針對雙方的協商談判過程，必須設定嚴格的規則，以避免談判過程中的地位不對等、濫用優勢地位等問題，從而保證合同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假設3:政府能力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影響，但影響方向不確定。政府能力體現了合同管理中政府控制風險的能力，政府能力越強，合同風險越低;即使合同失敗，強大的政府能力也能夠保證服務供給的實現。政府的專業管理能力越強，越傾向于進行公共服務外包。政府的管理能力、技術能力、內部組織協調能力等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正向影響(FeiockandKim，2000;MoonanddeLeon，2001)。政府的服務供給能力對服務外包具有正向影響，因為政府的服務供給能力強，意味著政府具有足夠的能力承擔合同失敗后的“兜底”或“網羅”責任(楊欣，2007)。政府能力不僅直接影響公共服務外包決策，還可能作為其他因素的中介變量而產生影響(劉波等，2010)。政府能力對服務外包決策的影響還可能是負向的，因為政府能力越強，意味著政府生產服務的成本越低，政府生產的責任越能得到保證。來自選民集團、工會等方面的政治壓力，會迫使政府選擇政府部門生產服務，而不是服務外包(Ferris，1986)。存在外部環境的影響時，政府能力越強，政府部門供給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專業能力對“逆服務外包”或混合供給沒有顯著影響，這說明政府的專業能力越強，政府越傾向于維持穩定的外包或穩定的政府供給(HefetzandWarner，2004;WarnerandHefetz，2008)。這一結論在服務外包成熟化的發達國家成立，但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中卻未必成立，轉型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服務外包的適用上存在差異(Yang，etal，2013)。政治壓力能夠促進政府公共服務外包，同樣，也可能阻礙政府采用服務外包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Siegel，1999;HirschandOsborne，2000)。在中國，由于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推動，公共服務外包的主要動因來自于政策和法律的強制力(陳菲，2006)。“服務型政府”建設和公共服務體制改革的政治壓力，也會迫使地方政府推行公共服務外包以保證公共服務供給(賈旭東，2011)。

三、實證檢驗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調查問卷。為了調查地方政府對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認知及其實踐，本文設計了“大病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治理機制研究”調研問卷。問卷采用便利抽樣的方式發放。2013年3—6月，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繼續教育學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經辦機構能力建設中心的各級政府公務員培訓班中發放、回收問卷。由于醫療保險服務外包有關問題的判斷需要專業知識，為了保證調研的科學性，調研對象嚴格限定為政府社會保障及相關部門公務員。調研期間，共發放問卷548份，回收問卷474份，問卷回收率為86．5%;剔除填寫不完全、非社會保障及相關部門公務員填寫的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40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4．5%。由于問卷調查采用了便利抽樣法而非嚴格的概率抽樣法，有必要說明樣本的代表性與局限性。從地域分布來看，調查對象來自山東、貴州、江蘇、廣東、北京、四川、河南、內蒙古等8個省份，南北、東中西部省份均有覆蓋。從單位級別來看，調查對象所在單位覆蓋中央(3．7%)、省(10．5%)、市(48．8%)、縣(33．8%)、鄉(3．2%)，大致能夠代表各級政府公務員的認知。以參加培訓的公務員作為調查樣本，可能會存在抽樣偏差:首先，參加培訓的公務員可能對于公共服務外包等新事物的態度比較開放;其次，培訓課程可能會影響受培訓者的認知與態度;最后，調查對象的認知可能受地域特征的影響。但是，考慮到調查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調研公務員認知的難度，調查問卷采集的數據仍具有自身的價值。

(二)描述性統計

在調查問卷中，調查對象需要對政府服務能力、政府監管能力、政府精算能力、政策法規等10項指標做出評價，描述性統計的結果如表2所示。在10項指標中，均值最低的是受益人保護制度，說明受益人保護制度很不完備。這與大病醫療保險服務外包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一致。受益人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導致濫用居民健康信息等違規行為。均值最高的是政府監管能力，其次是政府服務能力，這說明相對于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其他影響因素，政府能力相對較強，但絕對值仍偏低(未達到3)。10項指標的均值都沒有達到3，說明中國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制度和實踐整體情況仍有待于改進。測量指標總體(N=408)均值標準差外包(N=242)均值標準差未外包(N=166)均值標準差t檢驗政府服務能力2．811．1552．911．0372．661．2972．215＊＊政府監管能力2．841．0353．000．9832．621．0713．653＊＊＊政府精算能力2．560．9392．640．8932．450．9942．022＊＊政策法規2．090．9882．331．0531．750．7686．068＊＊＊監管體系1．990．8632．160．8711．730．7885．047＊＊＊政府職責2．160．8612．360．8971．870．7155．874＊＊＊受益人保護制度1．940．8152．090．8301．710．7394．748＊＊＊承包商遴選機制2．250．9872．341．0072．110．9432．310＊＊簽約流程2．270．8952．330．8782．170．9141．778*協商談判機制2．210．8882．280．9082．100．8502．002＊＊注:*p＜0．1，＊＊p＜0．05，＊＊＊p＜0．01。下同。在調研對象中，242人認同將大病醫療保險外包于商業保險機構，占總調研對象的59．31%。從表2可以發現，認同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樣本中，政府服務能力等10項指標的評分普遍高于不認同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樣本。為了客觀地分析外包的樣本與不外包的樣本在10項指標上的差異，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見表2。從t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外包的樣本10項指標與未外包的樣本存在顯著差異，t值全部為正值，說明外包的樣本指標得分顯著高于未外包的樣本。均值差異最大的是政策法規體系，其次是政府職責，再次是監管體系，這說明已經外包的樣本在政策法規、政府職責和監管體系方面，明顯比未外包的樣本更加完備。由此可以推論，這10項指標與醫療保險服務外包決策正相關。

(三)主成分因子分析

政府服務能力等10項指標中，有些指標的相關性非常高。比如政府服務能力與政府監管能力的相關系數為0．680。為了減少變量數據，提取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先對數據進行KMO檢驗，以分析變量之間的同質性程度。檢驗結果KMO值為0．78，大于研究設定的標準0．6，表明變量間的同質性比較高，適合進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過程采用V旋轉，以使初始變量盡可能在一個主成分因子上載荷較高。旋轉后的前3個因子特征值累積占總方差的67．797%，說明這3個因子對初始變量的解釋力比較好。第1個因子在政策法規、監管體系、政府職責與受益人保護制度四個變量上的載荷為0．7以上，將其命名為監管制度因子;第2個因子在承包商遴選機制、簽約流程和協商談判機制三個變量上的載荷為0．7以上，將其命名為合同制度因子;第3個因子在政府服務能力、政府監管能力和政府精算能力三個變量上的載荷為0．7以上，將其命名為政府能力因子。采用Cronbachα系數進行信度檢驗，每一個因子的Cronbachα系數都在0．7以上，滿足研究要求的信度值，說明各個因子的內部一致性比較高。

(四)Logistics回歸

使用3個主成分因子作為自變量，分析其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的影響。因變量為地方政府是否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在調研問卷中的問題為:“您所處的地方政府是否認同將大病醫療保險委托于商業保險?”調研對象的回答為二分變量，分別被定義為1(是)和0(否)。對于因變量為二分變量的回歸分析，通常使用Logistics回歸實現。回歸模型如下:其中，S指監管制度因子，C指合同制度因子，G指政府能力因子。使用SPSS20進行Logistics回歸，結果見表4。回歸模型的H－L擬合優度χ2值為5．798，p值為0．670，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絕原假設，說明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尚可接受。監管制度和政府能力兩項對政府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具有顯著影響(p值小于0．01)，其系數均為正數，說明監管制度越完備，政府越傾向于將大病醫療保險外包給商業機構;能力越強，政府越傾向于外包。(五)回歸結果的分析與解釋監管制度完備，意味著政府進行公共服務外包的風險較低，服務外包的政府問責易于得到保證。假設1得到驗證。政府能力與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呈正相關，假設2得到驗證。這一研究結果說明，只有在政府能力比較強的情況下，政府進行公共服務外包之后，才能保證對商業機構的控制和問責。即使進行公共服務外包之后，政府仍然會保持自身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以保證在公共服務外包失敗時，政府仍然能夠保證服務供給;強化自身的監管和專業能力，對于保證公共服務外包良好的結果至關重要。這與國外學者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WarnerandHefetz，2008)。中國最早開始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廣東省湛江市，由于政府能力存在缺陷，導致服務外包之后出現損害參保人利益的現象(楊燕綏、李海明，2013)。這從反面佐證了政府能力對服務外包決策的影響。合同制度與政府的公共服務外包決策正相關，但相關性不顯著(p值為0．482)，這說明合同制度的完備性對政府是否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影響不大。這可從公共服務外包的發展階段來解釋。政府對公共服務外包的管理，存在學習和經驗積累的過程(HefetzandWarner，2012)。在中國，由于服務外包仍處于起步階段，政府的角色定位仍然是行政管理者，其職能尚未實現向合同管理的轉變，因而合同制度在公共服務外包決策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政府的重視。政府更關注服務外包的成本、監管、政治風險等問題，對合同的管理仍然比較粗放。因此，合同制度是否完備，沒有影響到政府的公共服務外包決策。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意外保險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旅游保險是保險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紹了我國旅游保險的現狀，并分析了我國旅游保險發展的制約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發展我國旅游保險的對策和建議。

一、我國旅游保險的現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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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旅游業蓬勃發展，而作為旅游業軟環境之一的旅游保險卻嚴重滯后于旅游業的發展，影響了旅游業的法制化、規范化，對旅游業的發展起到了消極作用。具體表現如下:

1、旅游保險的收入過低。2000年，我國旅游收入超過4000億元，而旅游保險的收入，以市場份額最高的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為例，也僅為5888萬元。由此推算，中國旅游保險的保費收入不足1億元，僅占旅游收入的0.025%。2001年，全國國內出游的人數7.84億人次，旅游收入5566億元，按每人購買10元的旅游保險計算，一年就該有70多億元巨額保費收入，而實際的保費收入卻只有這一數字的20%左右。2002年，國內旅游收入為3878億元，國內旅游人數達8.78億人次。如果以現行旅游保險較低價格10元推算，國內旅游保險費總收入可達87.8億元.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旅游業收入近年來每年都以迅猛的勢頭增長，但是旅游保險的收入卻增長緩慢，與旅游業的發展不相協調，旅游保險的發展還有很大潛力。

2、旅游意外保險險種少，產品單一。目前我國的旅游意外險險種主要有四大類:旅游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旅游意外傷害保險、住宿游客人身保險、旅游救助保險。其各自的內容見表1。這實際上是以普通的意外傷害保險來代替旅游保險，旅游保險的自身定位不清。這些險種無法涵蓋旅游中遇到的各種風險，比如旅行中行李遺失、證件遺失、因行李及證件遺失而引起的額外的旅行及食宿費用、對他人的傷害及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賠償責任等。

3、開辦旅游意外保險業務的公司較少，且旅游保險業務得不到重視。我國的旅游保險有旅行社責任保險和旅游意外保險兩種，分別屬于財產險和壽險，由于我國法律規定財產險和壽險必須由不同的公司經營，所以它們分屬于不同的保險公司。目前，國內只有三家比較大型的保險公司經營旅游意外保險業務，它們分別是太平洋保險公司、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二、我國旅游保險發展的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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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客保險意識淡薄，投保積極性低，主要是因為游客的保險意識薄弱，僥幸心理強。這導致熱旅游、冷保險的重要原因。游客通常認為，外出旅游就幾天的時間，根本不會出事，犯不上自己掏腰包買保險，或者認為買保險不吉利。

2、保險公司對旅游保險業務不重視。由于旅游保險本身具有保險期限短、賠付率高而利潤低的特點，造成保險公司對開辦旅游保險業務的積極性不高，在旅游保險的宣傳、險種的設計開發、銷售方式的開拓創新方面都顯得不太重視。此外，就是保險公司對旅游風險的控制技術水平較低。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大多數的旅游意外險只針對旅行社團體進行銷售，而對于自助游的散客暫不承保。這是因為團體險可以使保險公司通過簡單的承保程序為大量具有相同風險因素的人提供保險保障，而自助游旅游者由于身體素質、文化背景、旅行經歷、旅游目的地各不相同，所以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為保險公司選擇承保對象帶來了一定的困難。(2)由于風險控制水平比較低，難以對旅游中存在的各種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所以很多保險公司旅游意外險產品都將被保險人從事潛水、跳傘、滑翔、登山、攀巖、探險、狩獵、蹦極運動、武術比賽、摔跤比賽、搏擊、特技表演、賽馬、賽車作為責任免除條款，而這些風險系數較大的項目正是隨著野外生存游、生態游日益流行的今天，旅游者們最希望得到保障的方面。

3、旅游保險的險種存在問題。在旅行社責任險方面，它的費率是確定的，繳費實行一刀切。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如:旅游期限長短、風險大小、旅行社的經營情況而有所變化。由于旅游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大部分旅行社大打價格戰，有些短線游的純利潤平均只有人均5元錢左右，甚至更低。因此，規模較小的旅行社有時一年賺不到錢，甚至會是虧損。而旅行社責任險又是強制性保險，至少2萬元的保費對于它們是一個不小的包袱。這就使旅行社陷入了不得不買，可又沒錢買的尷尬境地。一些規模較大、收入較高的旅行社就比較愿意購買旅行社責任險，用以轉嫁自身的風險。另外，旅行社責任險的條款本身也還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游客自由活動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因為這不屬于旅行社的責任。但在實際操作中，究竟是旅行社的責任還是游客的責任，并不是那么容易確定。而責任歸屬不明確，保險公司就可能拒賠。另外在在旅游意外險方面，險種不夠完善，覆蓋面較窄。

4、旅行社經營不規范。一是因為旅行社的經營還存在著不規范經營的因素。旅行社為了招攬更多的游客，常常會夸大旅行社責任險的保障范圍，當游客發生的事故屬于旅行社主觀擴大的保險責任范圍之外時，保險公司就會拒賠，這就容易引發法律糾紛，從而損害保險公司和游客的利益。二是旅行社應該在理賠中承擔及時提供相關證據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在這一點上，一些旅行社認識不足，旅行社出了事故后理賠不積極，直接導致了理賠難。

三、發展旅游保險的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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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旅游保險宣傳力度

旅游者對旅游保險的態度冷淡導致旅游保險市場需求方面的匱乏。針對這種狀況，各級旅游行政管理部門、旅游企業及媒體要對游客或潛在的游客進行旅游保險的宣傳，既需要保險經營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又需要通過大量的風險事故來教育民眾，加快旅游者消費心理的成熟，強化其保險意識，使其既愿意投保，懂得購買適合出行的保險，又熟悉一旦事故發生后理賠的程序。

2、加強保險公司服務功能。這主要指的是銷售服務和售后服務。第

一、在銷售服務上，主要表現為旅游保險產品銷售渠道過窄。大力發展旅游保險，保險公司必須改善與拓寬其銷售的渠道。可以讓旅游保險產品上銀行柜臺。現在大多數保險公司都與國內銀行簽訂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多為銷售保險公司的分紅險與投連險。保險公司完全可以利用這種合作伙伴關系，讓銀行銷售相關的旅游保險產品。銀行網點眾多，銀行銷售旅游保險產品，既可以有效地節約保險公司的成本，又方便了游客投保，游客可以在銀行辦理支付款項時，既可辦理旅游保險，同時還可以增加銀行的收入，實乃“三贏”之舉。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要積極地發展網上投保業務，推進旅游保險產品的銷售。對于保險公司來說，網上投保可以有效地節省營銷和廣告成本，減少中介環節和由于利益驅動給保險公司和游客帶來的風險。24小時全天候在線作業，可以使游客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投保。目前，國內各保險公司做出了積極的探索，特別是在網上投保方面，如購買了泰康人壽的“旅游救援保障計劃”的游客，出游前只需要登錄“泰康在線”填寫有關出游信息，公司就會根據客戶提供的E-mail地址將電子保單及時發送到其信箱中。平安保險公司在2002年9月推出了旅游自助卡，它將保險產品的外在形態設計制作成為配有賬號和密碼的保險卡，游客在出游前，登錄平安“PA18”網站，填寫相關的信息。自助保險卡的最大特點是購買與消費相分離，即“平時購買，用時投保”。第

二、在售后服務上，保險公司的核損、定損及理賠一定要及時。如果保險公司的這些售后服務跟不上，將會對游客造成損失。游客的出游時間較短，流動性較大。游客可能在一個地方投保而在另一個地方出險;甚至可能是在國內投保，而在國外出險。這些都為保險公司的核損、定損及理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個保險公司之間要加強合作，包括國內保險公司之間的合作，國內保險公司與國外保險公司的合作，利用各自的網點優勢，快速核損、定損，及時理賠。

3.加快旅游保險產品研發。現有的旅游保險險種遠不能滿足旅游者日益變化和增長的需求，只有產品對消費者具有吸引力，才能從本質上改變供應者的尷尬境地，所以保險公司應在產品開發上下大力氣。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改善:(1)加大新險種的開發力度，將旅游保險服務延伸到吃、住、行、游、購各個環節，深化現有產品之間的互補性，形成系統的旅游保險鏈，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2)擴大旅游意外險的承保范圍。保險公司要提高風險管理技術水平，對旅游險市場和旅游險條款進行細分，針對不同的群體，設計出不同的保單，盡可能為所有的游客提供合適的保單，并可以將自助游游客納入保障范圍，針對團體、散客以及公務旅游者的不同旅游特點設計不同的保險條款，確定不同的費率，加強風險防范。(3)針對特定的旅游項目設計單項保障。像過去不提供保險保障的探險旅游、野外生態旅游、漂流、登山、峽谷旅游等，隨著人們旅游方式的轉變，現在此類項目已日漸流行，旅游者們對此類項目的保險也是翹首期盼，保險公司可設計此類項目的相關保險，將過去不可承保的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在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同時，也為保險公司帶來利潤。

4.發揮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職能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在推進我國旅游保險發展中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切實加強對旅行社辦理旅行社責任險的監督與檢查，要將旅行社是否開辦旅行社責任險作為對其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如在向旅行社辦理經營許可證的時候、在進行旅行社業務年檢的時候，要對于沒有投保旅行社責任險的旅行社進行必要的懲罰，以有效地提高旅行社辦理旅游保險的自覺性和積極性。要采取措施，依法督促旅行社向游客推薦旅游意外險的責任和義務，使旅行社在普及旅游保險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要盡快制定出一些關于旅游質量評判方面的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這樣才能在歸屬責任時更加明確，節約時間，節省人力物力。

參考文獻:

[1]崔連偉．對于發展我國旅游保險業的思考．旅游學刊．

[2]李紅雨．對發展我國旅游保險業的思考．經濟師．

意外保險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歸責原則；保險制度

學生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父母的寄托。學生的學習成長和健康安全，受到全社會的關注。現行《憲法》第46條第2款明定：“國家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因此，其被稱作為受教育權條款。作為學校教育工作重要組成部分的學校體育工作，應肩負起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體質健康方面的重任。1990年3月12日國家教育委員會令第8號、國家體育會員會令第11號了《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在其第1章總則部分的第3條就釋明了學校體育工作的基本任務，即“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增強學生體質；使學生掌握體育基本知識，培養學生體育運動能力和習慣；提高學生運動技術水平，為國家培養體育后備人才；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增強組織紀律性，培養學生的勇敢、頑強、進取精神［1］。”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學校體育工作的進一步強化與深入推進，學校體育傷害事故卻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而生之民事糾紛，不僅給當事學生、家長帶來身心傷害和經濟損失，同時也給學校及其教師造成不安與困惑［2］。由于有關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處理的相關法律法規的薄弱，使得安全問題“緊箍”學校體育，很多學校的學校體育工作因“過度安全”而墮入“低級化”、“幼稚化”、“放任化”［3］。學校體育教育活動的內容和范圍變得單調和狹窄，學校體育教育的內涵和外延在實踐中萎縮，此種“溫室教育”顯與素質教育相背離，極不利于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培養。長此以往，勢必殃及整個民族素質，影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有鑒于此，為推進學校體育工作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法學的審視至關重要。筆者在查閱相關期刊論文和碩博士學位論文以及相關專著的基礎之上，對其進行篩選與分類，以“概念界定———歸責原則———責任保險制度構建”為脈絡并按照其現有研究的數量與成熟水平進行刪減，后作歸納與評述。

1．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概念界定

1．1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概念之爭

概念是思維的邏輯細胞，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在其概念的認識上產生錯誤和混亂，必然不利于確定當事各方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責任與責任認定后賠償原則的適用以及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科學合理解決。目前，學界針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概念的界定有所差異，主要觀點如下：張厚福等（2001）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是在體育教學或課外活動、運動訓練、學校體育競賽中發生意外傷害，造成重傷、殘疾、死亡等的重大事故［4］。鄧國良（2004）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是學生在學校體育活動中，所發生的學生實質性的人身傷害或死亡事故［5］。郭修金等（2005）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是學校組織實施的校內外體育活動，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體育場館和其他設施內發生的造成在校學生人身損害后果的事故［6］。韓勇（2009）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是指中小學校在校學生在學校體育教學、課外體育活動、運動訓練、體育競賽和學生在校自發進行的體育活動中發生的人身傷害或者死亡事故［7］。李娟（2012）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是指在學校組織實施的體育教育教學活動中，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體育場館和其他體育設施內發生的，造成在校學生人身損害后果的體育傷害事故［8］。

1．2簡要評述

上述觀點之差異是建立在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范圍的不同理解基礎上的，其側重點有所不同。參照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頒布部門為教育部，立法層級屬部門規章）并結合學校體育的特殊性，筆者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是指在依靠國家或社會力量舉辦的全日制的中小學、各類中等職業學校和高等學校組織實施的校內外體育教學教育競賽活動過程中以及在學校對體育場館和其他體育設施負有管理責任期間內因故意、過失或意外引發的在校學生人身損害的事故。

2．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歸責原則

2．1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歸責原則之爭

歸責原則，顧名思義，是關于侵權責任“歸責”的基本規則。歸責的含義，是指在行為人因其行為或者物件致他人損害的事實發生以后，應以何種根據使之負責，此種根據體現了法律的價值判斷，即法律應以行為人的過錯還是應以已發生的損害結果，抑或是公平等作為價值判斷標準，而使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9］。學界針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歸責原則的適用問題，主要觀點如下：張厚福等（2001）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歸責原則有三種，即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學校承擔補償責任）和公平責任原則［10］。韓勇（2001）在其稍早的作品中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歸責原則應以過錯責任為基礎，以公平責任為補充［11］。湯衛東（2002）認為，學校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歸責原則只能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我國《民法通則》規定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只有國家機關侵權責任、產品責任、高度危險作業責任、污染環境責任等幾種情形，其中并不包括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因而不能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12］。韓勇（2010）在其稍后的作品中則指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應以過錯責任原則為一般歸責原則，過錯推定責任原則為例外，嚴格適用公平責任原則［13］。譚小勇等（2011）針對我國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歸責原則適用的現狀，認為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歸責原則以過錯責任原則為主，較多的采用了公平責任原則，在特殊的情況下適用了過錯推定原則［14］。劉乃寶等（2015）認為，學生在學校發生體育傷害事故學校承擔的是過錯責任，簡單地說就是有過錯就賠償，無過錯不賠償［15］。

2．2簡要評述綜觀上述觀點，學校承擔學生體育傷害事故賠償責任應適用

哪些歸責原則，以前在理論探討中存有較大爭議。但是，在《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之后，尤其是《侵權責任法》公布實施之后，意見趨于統一。現代社會已經成為了風險社會，事故頻發，風險無處不在，隨時可能發生。筆者認為，身處學校的學生一旦發生了體育傷害事故，無論是對于當事雙方的自然人及其親屬，還是受傷學生所在之學校，亦或是傷害事故中雙方當事人未達一致處理意見訴諸法院后的承審法官，為尋得此起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歸責原則，均須遵循以下基本路徑：首先，確認事故中所涉在校學生的民事行為能力類屬；其次，謹慎地對發生事故的時空范圍作出定性；再次，準確地就事故中學生受傷情形作出認定；復次，適時針對事故中學校是否盡責、學校是否為受益方、受傷學生是否具有過錯、事故中是否存有具有過錯的侵害人等問題作出分析與判斷；最后，依據《侵權責任法》第38條至第40條有關學生傷害事故責任的規定，正確選定適用于此次事故的歸責原則。

3．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保險制度的構建

3．1針對建立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保險制度的呼吁

體育運動中的風險是固有的，人類只能使其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但不能徹底消滅之。一方面，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受害者需要得到賠償或補償；另一方面，具有公益性質的教育機構不能過多地賠償或補償。如何消解這一現實困境，一條有益的路徑就是保險，因為保險的經營對象即風險。學界針對建立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保險制度的呼吁主要有：張厚福等（2001）建議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同社會保險機構共同研究，建立健全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學校體育傷害的意外保險制度以解決現有地方保險機構針對學生意外傷害業務中存在的宣傳不夠、保險范圍不廣、賠付數額少、索賠艱難等問題［16］。白莉等（2003）倡導學生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通過對學生的人身意外傷害進行投保，使學生和其監護人在經濟上得到“雙保險”的利益保障［17］。宋軍生等（2004）建議保險公司應在險種設計、保金類別、資金援助等方面積極做到與學生和家庭的需求相適應［18］。周愛光（2005）在把日本學校體育保險的法律基礎劃分為一般法律、學校法律、體育法律這三種類型的基礎上，較為系統的介紹了日本處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賠償及保險的相關法律，為完善我國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保險制度提供了極其有益的參考［19］。郭修金等（2005）建議我們要借鑒國外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處理辦法及補償制度，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法律法規，將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處理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建立體育保險解決學生與學校的后顧之憂。由國家、社會、學校、家長共同支付其費用，減輕學校和教師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的經濟負擔［20］。王荷英（2012）建議設立學校體育醫療補充險與體育活動基金險從而使參保險種盡可能多元化。國家還應制定《體育保險法》、《學校體育風險保險法》使其與現行的《保險法》配套，從而使保險政策具體化。我國應建立體育保險中介人才市場準入職業資格制度，使其很好地分擔保險公司的具體工作，進而更好地開發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險。各級學校、政府應進行參保宣傳，告知學生和家長在學校體育活動中存在的運動傷害及其預防，并使其知曉參保后保費的去處與可享受的權益［21］。徐士韋等（2013）呼吁建立學校體育強制保險模式，具體而言：根據學段特征設計學生人身意外保險、設立學校體育團體意外險、設立法定節假日學生體育旅游保險、設立學校體育社團保險、設立體育教師特別險、設立高風險項目的特別險、設計學校體育設施第三方人身事故險、設立學校體育器材設施險［22］。劉乃寶等（2015）提倡根據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類型和構成要素來進行多元險種的設計，從而“依法治體”式地去保障學校體育科學的發展［23］。

3．2簡要評述

通過對學者們建言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保險制度構建的梳理，大多數學者具體而微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雖其所期冀的保險制度與現實國情存有需跨越的鴻溝，但其觀點本身值得肯定。同時，也有一小部分學者在其文章中泛泛而談，只希冀理想的制度，避而不談現實中需要考量的種種因素，使其呼吁無法具有擲地有聲的力度，進而無法產生影響。

4．結語

意外保險論文范文第4篇

（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摘　要：本文針對我國職業院校實習生權益受到實習企業侵害的現象，對國內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進行了綜述，按照不同研究內容和不同研究方法，對部分文獻進行了梳理。

關鍵詞 ：職業院校；實習生；權益；保護

中圖分類號：G7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5）19-0211-02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簡介：曾福敏（1982-），男，漢族，江西省上饒市橫峰縣人，現為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在讀在職研究生。江西省上饒職業技術學院保衛處副處長，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學；吳琎（1984-），女，漢族，江西上饒市橫峰縣人，現為上饒市特殊教育學校工會副主席。

關于職業院校實習生權益保護的問題，很多學者從校企合作機制、法律法規制度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總的來說，職業院校實習生權益保護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薪酬過低、人身傷害得不到合理賠償、勞動時間過長、學習權益得不到保證、實習協議簽訂不規范等。

一、基于不同內容的實習生權益保護研究

在實習生權益保障問題表現方面，劉坤遠（2013）的研究指出，我國高職生在校企合作中權益保護的責任主體存在不明確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實習生的身份由誰來認定，實習生進退兩難的處境由誰來解決，校企合作雙方各自存在困惑。該研究同時指出，要明確學生權益保護的責任主體需要由政府、學校、企業三方共同承擔。伍小美（2013）的研究關注的是高職生頂崗實習中的權益保護問題，他指出實習單位難落實、學生法律和維權意識淡薄、實習工資低、勞動時間長、加班工資缺乏保障是比較突出的問題，而勞動實習協議簽訂和勞動保險的缺失也使得實習生在發生糾紛時缺乏證據保護自己。王怡然（2013）的研究指出，在高職院校訂單式培養模式中，學生權益問題包括了訂單培養的信息知情權、權責權、公正對待權和參與正常教育權等方面的問題。韋進（2013）認為高職生校企合作中的權益保護問題包括了知情權缺失、選擇權缺失、獲益權缺失三種表現形式，

在以校企合作制度完善促進實習生權益保障方面，紅葉（2011）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校企合作中學生權益保護的制度保障，他指出職業院校應當從校企合作形式的探索上著力，建立院校、企業、科研單位在內的新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并在職業教育集團內制定規范的制度，保障學生頂崗實習的權益。韋進（2013）認為要解決實習生校企合作權益保護問題，需要明確校企合作的定位、明確學生的主體地位、完善校企合作管理機制。韋進的研究是近年來關注高職院校校企合作學生權益保護問題領域比較有針對性的成果，雖然該文是經驗性的研究，缺乏實證分析的手段，但是對高職生校企合作權益保護問題提出了一些比較新的觀點，值得借鑒。董志遠（2013）的研究關注的是后金融危機下航海類職業院校學生的實習權益保護問題，他認為法律制度缺失、操作程序不規范、實習過程監管不到位是導致實習生權益保護問題的原因，要破解實習權益保障問題需要改進校企辦學模式，開展校企共同管理實習生的制度建設和工作流程優化，同時應該增強實習生的權益保護意識。

在實習生權益保障工具方面，劉晶雯（2012）的研究提出促進校企合作實習生權益維護，實習責任保險是比較實用的管理工具，并且對化解實習糾紛具有明顯的作用。

在實習生權益法律保障方面，曹建飛（2013）的研究關注的是高職生工學結合中的法律權益保障問題，該研究主要是以法律問題為視角，分析了學生、學校和企業間的深層次法律關系，并從完善法律法規的角度，提出了保護學生權益的對策。該研究沒有涉及到校企合作辦學模式等體制機制問題，對預防權益受損風險也沒有進行研究。郭欲丹（2009）的研究指出，高職生在校企合作環節權益受到侵害的原因主要包括：相關法律出現“真空地帶”；企業過于追求利益，缺乏對實習學生的人文關懷；學校重視程度不高，缺少對實習學生的教育和管理；學生維權意識不強，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等。陳仕玖（2012）的研究指出，我國高職生在校企合作中實習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包括：缺乏專門的定崗實習法律制度，未明確高職頂崗實習法律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高職頂崗實習監管部門權責不清，缺乏學生實習期間權益保障強制性規定等。

二、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實習生權益保護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在實習生權益保護的研究上采用了案例分析法、對比研究法、問卷調查法等方法。

在案例分析方面，主要采用的是實習生權益受損的案例，例如涂皓（2011）在其研究中列舉了其在高職院校中收集到了十多個具體的學生權益受損案例，包括上班時間驗車場、工資保障不力、實習權益簽訂不到位等，實習案例企業涉及到東莞、福州、深圳等地的多家企業。馮晨（2012）的研究也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式，他關注的是中職實習生權益的法律保障問題，在其研究中針對無法獲得多途徑的公平實習機會、沒有獲得應有的實習報酬和補助、實習期間人身損害賠償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未簽訂實習協議或協議簽訂不規范等問題列舉了九個典型案例，案例設計到學校、學生和企業的實際情況。

采用對比研究法的學者主要是將國外先進的實習生權益保護措施和經驗與國內做一對比，例如，劉俊芳（2012）針對學生實習責任保險的研究中，將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以及我國香港地區的實習生責任保險實施經驗進行了細致的總結，并結合各國經驗，提出了我國實習生責任保險的實施建議。陳仕玖（2012）針對高職生頂崗實習期間權益的法律保障問題，將德國、澳大利亞、日本三國的權益保護法律措施和經驗進行了總結，得出了報酬權、休息權、立法保障、政府資助補償等方面的措施適合我國政府部門及高職院校采納和借鑒。

在問卷調查方面，一些學者將職業院校實習生作為調查對象，編制了符合實際情況的問卷，對實習生權益保護現狀和問題進行了分析。伍小美（2013）以浙江省部分高職院校為例，對高職生頂崗實習權益保護問題進行了問卷調查。武奎（2013）對天津市部分高職院校的頂崗實習中學生權益維護現狀進行了調查，他發現學生實習單位難落實、學生安全與法制教育缺失、學生購買人身意外保險比例過低、學生在實習中得不到充分指導、實習報酬過低、勞動時間過長等問題表現的較為突出。

三、研究述評

從目前國內對職業院校實習生權益保護問題的研究現狀看，大多數學者圍繞實習生權益受侵害的表現、問題、原因及對策進行了深入研究。總體上看，學者們普遍認為薪酬低、勞動時間長、實習協議簽訂不規范等問題表現的較為突出，這中間既有校企合作機制的問題，也有法律法規建設不到位的原因，同時學生法律保護意識較弱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大多數是通過定性分析的方法，以案例分析的研究和經驗性的分析較多，缺乏以問卷調查為基礎的實證分析。同時，學者們關注的大多是頂崗實習、或是以工代學形式的實習生權益維護，對校企合作中高職生的權益維護問題研究的還不夠。

參考文獻：

[1] 劉坤遠.論校企合作中實習生權益保護的責任主體[J].程度工業學院學報，2013（9）.

[2] 伍小美.高職學生頂崗實習權益保護現狀及對策分析[J].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2）.

[3] 王怡然.淺議訂單培養模式學生的權益及保障[J].法制與經濟，2013（6）.

[4] 韋進.高職院校校企合作中學生權益的維護[J].中國高教研究，2013（10）.

[5] 紅葉.以制度保障學生在校企合作中的權益[J].廣西教育，2011（5）.

[6] 董志遠.后金融危機下航海類學生的畢業實習權益保障[J].航海教育研究，2013（2）.

[7] 劉晶雯.實習責任保險是非常實用的管理工具[J].北京翻譯研修學院學報，2012（3）.

[8] 曾建飛.高職院校工學結合中的學生法律權益保障[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3（1）.

[9] 涂皓.校企合作不等于濫用“學生工”[J].教育旬刊，2012（11）.

[10] 馮晨.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權法律保障研究[D].沈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11] 劉俊芳.學生實習責任保險研究[J].公民與法，2012（11）.

[12] 武奎.天津市高職學生頂崗實習權益受侵現狀調查及原因分析[J].現代經濟信息，2012（3）.

[13] 郭欲丹.高職創業教育課程體系的構建[D].浙江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意外保險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保險是經營風險的市場活動，在風險經營中，由于其不確定性，事前的投機行為、事后的保險欺詐使得保險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和經濟“助推器”大打折扣，文章試從法律角度找出制約保險業健康發展的“瓶頸”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論文關鍵詞]道德風險；保險；逆向選擇

一、保險法對核心風險的回應及其不足

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作為保險活動的兩大風險，無論是經濟學者，還是法學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均希望從對這兩大風險進行規制。傳統法學從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兩個方面對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進行了回應。

（一）保險法對核心風險的回應

1.原則方面：保險利益原則的要求與最大誠信原則的外化

（1）保險利益原則的要求。保險利益原則最早確立于1774年英國制定的《人壽保險法》，單從名稱而言，可能會給人其僅適用于人壽保險的假象，事實上，其亦適用于除“船舶貨物信用險”外的所有保險合同。所謂保險利益是指辦理保險的合法權利，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具有利害關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經濟利益，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概括規定了保險利益，該法第三十一條則具體規定了人身保險中保險利益的享有者，第三十三、三十四條則規定了保險利益的消極條件。保險利益原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賭博和在補償性保險中限制賠償的程度，同時還可保護保險標的的安全，防止道德風險：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利益，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并無損失，反而可獲得保險賠款，就會誘使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有意保險事故的發生或故意制造保險事故，或者消極地放任保險事故發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預防和補救措施。

（2）最大誠信原則的外化。最大誠信原則起源于英國的判例法，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確立的。所謂最大誠信原則是指偶然事件發生幾率賴以計算的具體事實，通常情況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識之中，保險人信任投保人的陳述并在以下基礎之上進行保險運營，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圍未有隱瞞，沒有誤導保險人相信不存在的情況，沒有引誘保險人低估風險如同該風險不存在，如果投保人為上述禁止行為，則保險合同無效，或者保險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賠償損失。若無相當之外化規范支持，原則僅僅是一空泛之概念。為了更好地適用原則，保險法理論一般將最大誠信原則外化為四個具體制度：信息披露義務、保證規則、棄權與禁反言原則以及疑義利益解釋制度。所謂信息披露義務，是指訂立保險合同，投保人、保險人以及相關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對方披露的義務（2001年《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管理暫行辦法》、2002年《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有關問題的通知》）；保證規則是指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應當承諾為或不為某一事項；棄權與禁反言， 指保險合同一方當事人放棄他在合同中的某種權利， 將來就不得反悔， 再向對方主張這種權利；疑義利益解釋制度，指格式條款的語句有歧義或者模糊時， 應采取對擬定格式條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條款一方不利的解釋，實務上則多采預期原則（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2004年《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印發人身保險條款存在問題示例的通知》）。

2.規則方面：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的規范

應對逆向選擇，保險法律制度上有許多規則，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強制保險制度：《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了強制油污染民事責任保險；《煤炭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了強制井下職工意外傷害保險；《建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了強制危險作業職工意外傷害保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條規定了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即現在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規定了船舶強制保險。中國現行行政法規中有四部法規規定了強制保險制度，《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第六十七條規定了強制船舶污染損害責任、沉船打撈責任保險；《旅行社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了強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險；《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第九條規定了強制污染損害責任保險；《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規定的交強險；以及各部委的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規以及地方政府規章。

應對道德風險，保險法律制度在具體規則層面也作出了許多規定：告知義務，即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詢問的，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說明義務，即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向投保人明確說明合同條款， 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危險增加通知義務，即指保險標的危險狀況在保險期間發生顯著地持續增加， 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使保險人得以選擇增加保險費或解除合同， 否則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保險人形成權條款，即保險合同簽訂后，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未發生保險事故而謊稱發生的，或者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或者偽造、變造相關信息或者夸大損失程度的，保險人可以單方解除合同；保險公司審慎經營規則（第四章）、保險業從業人員職業道德風險、保險業監管制度以及法律責任。

（二）保險法應對核心風險之不足

雖然我國保險法從原則及規則兩個層面對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進行了大量規制，但是或者囿于傳統民法大廈之邏輯體系，或者處于某種學科偏見，對經濟學之見解視而不見，或者未能很好地將法學與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應對風險時依舊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顯的偏差。

1.強制保險制度尚不健全。強制保險制度是應對逆向選擇的最好方法，強制保險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選擇，然而我國強制保險之適用范圍太過狹隘；強制保險規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構建，可謂名雖為強制，而實質上因各種原因而未交納保險費的還是居多數；強制保險規制的可操作性較差，無論是保險實體疑惑是保險監管，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條款；另外我國強制保險法律規制的立法效力存在嚴重缺陷，本該強制的往往提倡自愿，既為強制保險卻又過多地進行授權性規定。

2.保險業存在過度管制。保險產品的定價往往不遵循價格機制，往往規定不合時宜的審批制度，特別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強制保險領域；此外，保險行業作為保險市場競爭者的私營事業，對哪些人進行優惠，優惠的幅度是多少，從某種意義上，其自身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解決，但是我國法律卻對此進行了過多干預。

3.復古主義傾向嚴重。保險法律制度存在某種教條主義傾向，往往置傳統法律概念已經有所松懈或者擴張的這一事實于不顧，同時囿于學科偏見，也不能吸納（法）經濟學通過“假設——模型”方式得到的許多頗有助益的經典結論，而致僵化成本不斷加大，無利于傳統法學的“歷久彌新”。

二、完善保險法規避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的建議

然而，傳統法學拘泥于其概念體系的精致，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經濟學者的貢獻，只要稍微放寬視野，以經濟學之眼界拓展傳統法學之分析范式，才能使保險法在應對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時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規避逆向選擇的建議

1.完善強制保險制度。現代社會，多元的社會救濟機制正在逐漸形成，在事故損害賠償領域從倒金字塔結構演化為金字塔結構，倒金字塔結構的頂部為侵權責任制度，其雖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擔雙方當事人的風險，但是僅限于特定當事人之間，極端情況下風險只由某一家庭承擔，無論是在奉行“完美補償”的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在強調“預期損害補償”的大陸法系國家，倒金字塔結構都是一種不穩定的社會控制工具，也不能實現預設之補償功能，這一點我們也可從世界各國之實證數據看出端倪：新西蘭采金字塔結構；在美國，據1960年的統計，在補償受害人的損失方面，侵權賠償責任占7.9%，個人責任保險提供的賠償占36.5%，社會保險提供的賠償占18.1%。

另一方面，由于責任并不能為規避風險提供足夠的激勵；或者潛在加害人可能對風險評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決無法執行問題以及基于公共利益與“父母關愛主義”的考量，強制保險制度也逐漸表現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國為例，依據德國有關法律規定，有120多種活動要進行強制保險，大體可分為五類：一是職業責任強制保險，二是產品責任強制保險，三是事業責任強制保險，四是雇主責任強制保險，五是特殊行為強制保險；英美國家強制保險則包括機動車第三人強制責任保險、雇主責任險以及其他強制保險（包括醫療、環境、職業保險等）。

從經濟學進入法學，如何才能完善強制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選擇或者緩解道德風險？首先，在設置強制保險的過程中，人們不可能設計出一個所有國家同一標準的社會保障理想模式，必須更多地針對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它目前以及不遠的將來的變化，必須適應社會的經濟的變化。而《保險法》（2009年修訂）第四條規定：“從事保險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遵循自愿原則。”其第十一條第二款又規定：“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必須保險的外，保險合同自愿訂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釋學角度而言，至少從部委規章及地方性法規的法律規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實上，從專業技能及信息兩個維度考量，中央與地方之間在強制保險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我國強制保險制度的覆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隨意性，其沒有從成本收益衡平視角出發，很多災難性事故（最明顯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過后，由于強制保險制度的不健全，整個重建過程完全只能由國家主導，極大地加重了財政負擔。對此，強制保險之適用范圍應該擴張，至少可以將涉及“人身傷亡、重大環境事故以及災難性事件”均包納進來。

2.完善費率厘定及費率監管。當然保險，特別是商業保險還是以意思自治為原則，而以國家強制為例外，那么必然還有一部分逆向選擇風險不能通過強制保險而加以排除，對此即需要借助費率的厘定及監管——費率的高低事實上即是引起逆向選擇問題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制定之初，有的權力部門認為“交強險”宜采用統一條款、統一費率來經營，而《健康保險管理辦法》、《財產保險公司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管理辦法》等均采最嚴格的審批制度（強制保險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險）或者備案制度（其他險種），則可以從一定側面反映出我國費率厘定及費率監管方面均存在一定問題：統一費率或者保險公司費率厘定的受限制性，能在強制保險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選擇？政府是否比市場擁有的信息更多，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場交易成本，政府是否會被“監管俘獲”？事實上，無論強制保險還是自愿保險均還是商業保險，其應該遵循市場機制，根據被保險人的性別與年齡因素、個人能力、職業因素及環境因素綜合評判，從而制定相關費率；另一方面，政府的費率監管則還是應該以市場為導向，應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場，應以備案制度為基礎，而以審批制度為輔，并且在采審批制時，應該采所謂的默示預先核準法。

3.完善告知義務制度。從信息經濟學視角出發，現實世界中誰擁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對完全的信息？當然是每個經濟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最了解自己擁有的私人信息。保險合同是一個明顯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如果沒有第三人的參與，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無法完全內部化。然而我國法律明文規定，告知義務人僅為投保人，當然在某些情形中，投保人即為被保險人，但是往往也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此時，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對性”原理不放，則以較小交易成本即可達到的外部性內部化之完滿狀態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礙。因此，以法經濟學之視野，告知義務人事實上還應該是被保險人，甚至被保險人是主要告知義務人，投保人承擔的僅是補充義務。另一方面，從法經濟學的角度看，在履行告知義務時，應采詢問回答主義，因為雖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但是保險人在保險業務方面存在專業優勢，保險人知道哪些信息對其確定保險費率是有助益的，哪些可能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投保人卻不是專業人士，往往缺乏這方面的知識。

（二）規避道德風險的建議

事實上，無論上述舉措帶來多少益處，強制責任保險及無過錯責任保險對道德風險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除了行之有效的規避逆向選擇風險的規范，還必須構建或者完善緩解道德風險的制度。

1.建立自負額條款制度。所謂自負額也叫免賠額，包括絕對免賠額和相對免賠額。前者規定在一特定數額以下的損失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超過部分由保險公司負責賠付，其一般適用于損失頻率高而幅度小的險種；后者規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損失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超過該比率后，保險人按照實際損失，或保險標的重置價格，負責賠付，其一般適用于損失頻率較低而幅度高的險種。自負額條款有幾個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額索賠；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險費率；還可降低保險業的管理成本，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凈收益；讓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承擔一定程度上的風險損失，可以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損失的發生并控制損失的程度，從而防范其濫用權利，以降低道德風險。

2.擴大無索賠優待制度的范圍。所謂無索賠優待制度是指在保險合同中規定，保險標的在上一年保險期限內無索賠記錄，續保時可享受無索賠優待，即減免保險費。理性經濟人都以個人效用最大化為原則，如果本年度無索賠記錄則可在下一年度享受優待，那么其必然有激勵避免為道德風險行為：因為即使保險能夠完美補償，其最多也僅可回復到事故發生之前的狀態，并且補償的也僅是客觀損失。但是我國目前的無索賠額優待制度，僅在《機動車輛保險條例》有所規定，保險車輛在上一年保險期限內無賠款，續保時可享受無賠款減收保險費優待，優待金額為本年度續保險種應交保險費的10%。然而該條例規定的無索賠優待還存在改進的余地，具體而言：首先，擴張無索賠優待條款的適用范圍，而不僅僅局限于機動車強制保險領域，也不限于強制保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完全覆蓋整個財產保險及人壽保險領域；其次，優待費率也不應限于一個點（10%），應該根據不同險種、不同條件具體采用浮動優待費率，此外，如果累計保險年度無索賠額記錄越多，則優待的費率標準也可以進一步提高；第三，續保時，險種不必要完全相同，甚至在財產保險領域，險種無需具有同質性，只要上一保險年度無索賠記錄，則下一年度即可享受優待。

3.建立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與無索賠優待制度相對的，則是如果上一年保險期限內有索賠記錄，則續保時可適當增加保險費率。有索賠則增加費率制度亦可激勵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盡可能地滿足（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規定。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因道德風險行為而未盡必要之注意義務，那么從制度構建而言，其必須具有針對性。具體而言，應當非兩種情況討論：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不存在過錯，但是結果依舊造成保險標的發生損害，則不適用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存在過錯，則才可適用有索賠增加費率制度。